西哲
术业有专攻。本书内容从属“玄学”，约等于西方的Metaphysics，即形而上学，是哲学的分支。从词义讲，即“超越有形实体的理论”。但我国古代则有更复杂的定义——超言绝象：超言，即超越语言；绝象，即跨绝形象。包含超言、绝象两个层面。相比之下，西方之义略显偏狭，其词义只是超越Physics，Physics等于我国的“形”，即有形实体。西方的定义就到此为止了，在他们眼中，超越有形已然很难，得在这一层面细细思辨，方可继续前进。这就是彼此的分歧：西方只超形，而东方不仅超形、还超象、超言。如果“超越”这一行为是在追逐苍穹，那么中国的“玄学”已腾云驾雾而九霄云外，西方的“形而上学”则在地上放着风筝。这并不是说我国就高它一等，只是文明的性向有别而已。
西方哲学起源于形而上学，古希腊、罗马化希腊、中世纪的哲学理论，大多属于形而上学。他们思考世界的本源，即隐藏在有形实体背后、决定有形实体之物，并称之为“本质”。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西方先哲的理论外表也许迥异，目的却一致，即在形、非形的对立中寻找世界的解释。形与非形，是西方最初的“二元对立”。综合来看，这种范式，此类陷于形与无形的思维，必定会导致一神论与思辨神学，也必定沦为神秘主义。因为形总要暗藏某种非形才能有其本质、非形也总要有个因源才能得其合理，但自然世界何来因源？人找不出因源，就只能自造自认、自作自受。其造作之物又必须神圣无暇，才能令人信服，可人造之物岂会不露马脚？于是，索性埋葬其真正身世，成为永恒的神秘。在漫长演化中，普罗提诺创造“灵魂”观念，基督神学奠定“一神上帝”，二者皆在罗马化希腊。随后的中世纪，在上述基石上，开始辩论“圆的方”、“独角兽”、“天使重量”种种无形议题。
自前6世纪至后16世纪，两千年间，西方范式未曾改变分毫。划破黑夜的曙光，是笛卡尔。在他之前，哲学依赖因循的前提、惯用的范式，辅以基础逻辑；在他之后，哲学完全依据逻辑和直观，抛弃陈规教条，怀疑前提、反抗范式，摒除前人不假思考的任何道理。虽然转变并非一夕即成，但他开了风气先河，实为新旧之界碑。新哲学认为，人的“认识”并不干净，被习惯或偏见所污染，靠它去探索真理无异痴人说梦。所以哲学切莫急于观察外界、揣测本质，而是先内省净化自己的认知。唯有干净的认知，才能形成纯粹的认识，即抵达真理。哲学便在此分界——笛卡尔之前，关注形与非形的哲学，称之“本体论”；笛卡尔之后，关注如何让认识行为干净无染、避免先入为主的错误，这种哲学，称之“认识论”。此后，认识论纵贯三百年，其间群星烁耀，德国体系哲学集其大成，以清晰的逻辑推演、磅礴的体系建构筑起认识论的屋脊。 马克思正是依托此屋脊，控弦急发。其社会学说精美雄浑，犹如至高峰下绝美的云海。
19世纪，认识论终遇瓶颈。哲学依赖逻辑和直观，但逻辑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根植于语言。人的思考貌似逻辑运作，实则以语言打底。逻辑与语言不可二分，或者说，语言是逻辑之前提。有前提则必不可靠——无前提才无错、才不会有其他可能。如今，逻辑有其前提，就无法再作为哲学的依据。从此，哲学放弃传统思辨（以逻辑为支柱），进军语言。弗雷格、罗素、维根斯坦、克里普克……上世纪哲学家几乎皆为语言哲学之拥趸。此一烈变，史称Linguistic Turn，语言学转向。哲学必须转向，唯有转向，才能更切要害。凡支持语言学转向的理论，皆被称为“分析哲学”，意即致力于语言分析。欲求思维之清澈，而思维即语言，因此唯求语言之清澈。分析哲学认为，在语言被彻底析清之前，哲学不可能进步——哲学源于逻辑、逻辑源于语言，若语言浑浊，则思皆伪思、话皆错话、行皆疯行。以此看来，曾经的本体论、认识论，都只是海面浮萍，徒有其貌，却无其实，皆是疯言疯语罢了。
若说逻辑是哲学之父，父亲身陷囹圄，那哲学还可去向母亲求救。哲学之母，名“直观”。有些大哲学家更重直观，而逻辑所遇争议无涉直观，所以他们“逻辑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毕竟从未倚重逻辑。这类哲学家多居德法，牢握直观，进而发展出“现象学”。这种哲学搁置一切是非，只关注意识现象。所谓现象，类似佛教之“相”，人无论体验到什么，景物也好、味道也好、心情也好、思绪也好，终究只是意识的呈现。这呈现即现象，意识所现之象。在现象学看来，世间之万物、万事、万感、万思、万情，实则是意识之海的现象，人之心智，只能把现象作为对象，因为现象以外皆“不可知”，笼罩永恒迷雾。子不语怪力乱神，不必也不该去研究非现象，更不可妄言永恒迷雾下的本质或真相。哲学必须通往现象，也只能通往现象。对现象的探索难以借助逻辑，毕竟逻辑也只是一种意识现象而已。此学派吞云吐雾，德法的胡塞尔、梅洛庞蒂、海德格尔皆是现象学名宿。大众所乐道的精神分析，亦是现象学之实践。佛洛依德由于年代较古，范式落后，还带有很强的本体论特征——“力比多”，不乏因循与武断。直到拉康，精神分析的现象学气质才彻底成熟。只是精神分析求“用”，而哲学求“真”，二者平行异路罢了。
分析哲学，别称英美哲学；现象学，亦称欧陆哲学。二者的别名源于各自的策源地——分析哲学源于英国传统，流传于美国，因此称英美；现象学源于德国传统，波及法国，因此称德法或欧陆。哲学传统的对立，颇似法律传统的对立。正如（英美）海洋法系与（德法）大陆法系的对立，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在上世纪持续拉锯。法律传统也许有优劣，毕竟关乎公义与性命，但哲学传统并无，方法不同、殊途同归。即便某天二者决出胜败，败者也必是人类认知的丰碑，胜者亦侥幸而已。
分析哲学、现象学，统称“现代哲学”。此背景下的上世纪末，又涌现出一批激进的思想者。他们认为现代太out，不够先进，便创造了“后现代”。此思潮极尽叛逆与发散之能，高擎“解构”大旗，把先辈的哲学定性为“结构妄想”，扬言让现代哲学土崩瓦解。他们蔑视中心、反对支配、否认旧律。打土豪、分田地，颇具工农革命色彩。说到底，解构主义正是要以认知革命的方式，揭露哲学的错与恶。哲学发展至现代，已经历三次转向——1.本体论 2.认识论 3.语言学。每转折一次，哲学即更近本源。越挖越深，魂牵梦萦的应许之地已然不远。可是，如果哲学的追求本就是个错呢？如果终点只是谎言，那儿春秋爽媚，却是楚门的世界？哲学一直相信，自古希腊起，我们就在求真，这是人类的伟大迈进。笛卡尔戳穿偏见认知的假，分析哲学揭露逻辑的伪，皆是为真而献剑，却从未有人想过，哲学为何要求真。所求的“真”究竟是何物？有无价值？解构主义就这样刺穿了哲学的圣梦，把三千年的哲学追求钉在了十字架上。
如何看待这种颠覆？打个比方。古印度的悉达多王子整日想要出离、修行、了悟生灭，当他自认为彻悟时，却说“离二边、行中道”、“凡所有相皆为虚妄”，不仅世俗虚妄，追求非世俗亦是极端与着相。就是说，王子曾经的逃离，是错。以王子领悟的胜义（终极层面）而言，世俗无在无离，何须逃离？生灭无有无无，又何必了悟？以此衡量，任何主动行为都是错。所以，僧人只能静禅。后现代的解构哲学，正是这自以为的悟，这种“说”出来的悟。而众所周知，悟，本就无法言说。王子用语言说出的真相，亦非真相。其实，我们只要站高些，套用最简单的辩证法（正、反、合），上述矛盾根本不构成困惑——悉达多王子先是否定世俗，这是正；彻悟后肯定世俗，这是反；这一整个离家求道、终成大道的故事，就是合。若只用反去责正，或用正去责反，则必陷争议与循环，永无止境。成系统之事物皆由复杂的内部冲突组成，若是一个整体，就必定包含各部分的协调与冲突，它们时刻共在着。学术亦然。解构哲学讨伐传统，却必与传统相杀之时亦相爱，二者之冲突也许恰是哲学所思慕的真相。我们总以为真理是某人提出、某个学说、某套理论，大错特错，真理并非深山涓涧，而是汇川之海。其体磅礴，其底幽深，其中撕杀，其境诡谲。从一元之真迈向多元之美，方得辩证之真相。解构和结构、当代与传统，单拎其一者，必错。唯成双，才成对。至于双方打闹，诸君切莫认真，搏斗、胜负、撕裂、弥合，此乃世界残忍又可爱的真相。哲学如人心，并非白玉无瑕，只是污泥出莲罢了。不自作多情，便不会失望。
前文“哲学”一词，仅指西方哲学。西哲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要迎来自己的终局，在合题之中完成扬弃，或者成为认知史上第一座墓碑，使命将尽、寿终正寝。当然，西哲还有很多分支，本序仅表大概，难以遍言。诸如“心智哲学”、“科学哲学”、“精神分析”等分支，会继续与科学技术、社会实践融合，他们作为哲学之子嗣，必会在不久后为文明开辟新视野。继父志、行新事，愚公移山，孩子不渝其志，就是对父亲的孝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