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纯粹摘抄ALEXLOYOLA所述，很欣赏如下言论，尤其特殊标记部分：
这次将由詹明信( Jameson)出发，当然此人的著力点再於文化上，有过许多极有影响力的后现代主义相关论文，他自称自己是马克斯主义者。从分界来看，詹明信从E. Mandel的资本主义三阶段，也就是“市场资本主义>独占资本主义>晚期或多国资本主义”等阶段转化为他的文化发展三阶段概念也就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他也纳入了另外一位在英国文化研究有影响力的英国学者威廉斯的“支配、新兴、剩余”的看法。当然，他也受到结构主义跟解构主义的影响，提出了 后现代主义是指“当下的无深度感”与“丧失了历史性的了解”，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法定位我们自己的后现代超空间”。
具体的表现在於:
1.拆解过去与现在的风格
2.丧失可信的艺术风格而倾向混仿
3.由世界的再现转型为影像奇观
4.打破精致与低俗文化的严格区分
5.拟象或复制的文化
6.怀旧复古风的盛行，历史不再是客体，而是风格寄托意义的对像
文化以及艺术型态可以”不文化”但一定要 “够商业”，这也使得文化失去了批判距离，换句话来讲，这也就是之前法兰克福学派所提出的文化工业的大胜利，文化工业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并且扩及到各个阶层。
前面说的拟像，就是说人们生活在炫目迷人、真假难分的世界中，高度发展的科技生产出几可乱真的仿制品，因此视觉感官不再是人们辨别真假与是非的凭藉，在后现代人的眼中真实与非真实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人们开始对真实的事物变的麻木。
另外一个就是，历史感的抹除，同时也代表，时间感的抹除，历史渐渐的被人们拆解为可资利用的对像，而非过去的真实，透过文化工业的不断再度程现，在人们的感受中，本应真实的历史反而变的不真实了。
做个小结论，在詹明信眼中，晚期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各类文化现像，使一切事物包括文化在内都成为商品，透过商业手段传播，促成历史感消失，这造成了后现代的文化出现了平面拼贴、丧失情感、无深度、无意义、缺乏历史观等问题。
传统马克斯的阶级理论，到了现代已经不适用，继法兰克福学派之后，产生的新左派，有一些新的想法。
传统的封建主义社会，是透过愚民政策，来取得政权控制；但是现代世界已经不是这个样子，时代已经改变了，而实际上，现代社会的控制手法，是利用大量的普及教育，大量的识字之后资本家与政府就透过媒体，不断的同时灌输公开的与非公开(隐藏的)的讯息，透过这种方法，资本主义市场制造了一大批的识字消费者，他们可以直接获得广告资讯，直接接受资本主义的商业刺激，透过这种手法 识字又可以读懂商业灌输，但确不会分辨消息真伪的消费者，就是资本家创造利润的主力，这群受迫教育的消费者，被称为次等文盲，并且自认为自己可以充份的接受讯息，能理解并知道世界的所有知识，但是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全数被有意的讯息所填充；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包括置入性行销、广告、暗喻养成、教科书的意识型态灌输，制造社会风气与价值观的暗中灌输，当代的社会大众被资本家与政府培育成顶尖的专业消费者，自动的供资本家所剥削，这种媒体也被称为零度媒体。(当然，用在政府上也是一样的道理)
也就说，资讯透过电视与电脑网路无所不在，完全包覆人类的生活，举例而言女性(这边没有歧视之意)，透过资本家制造的一套生活风格与价值观，女人变成她所穿戴涂抹的那些商品而已，由广告制造下的商品女体，所提供的结果:这就是女人。透过这种手法，无形中不断去型塑新一代的消费者，并且提供阶级再制的温床，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真相，而后现代主义就是对这些现象的反思与批评。最后，这边套用笛卡儿的一句话，他说:”你要怀疑你所怀疑的怀疑“，同样的，”人们也要知道你所知道的知道“。
为何国人总有些特别的历史概念(至於那些概念我就略过不说了)，原因在於中国并非是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的帝国意识中有有限的国家的观念，变成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的帝国的想像。近代中国，恰恰就是从传统中央帝国蜕变出来，所以近代民族国家依然残存有传统中央帝国意识，这是一个纠缠共生的历史。
基本上，这种研究与其说是学术，到不如说是种信仰，是一种关於民族文化的特别信仰，中国因为地大文化复杂，所以，有意识的共同的历史与考古，便成了统合中国的一种信仰，也就是民族意识的基础。因为无法正视历史上有个文化与传统不断变化的”历史中国”，也因此中国是个没有多面镜子的世界，对於那些与中国有不断接触，看上去有点同质的文明体，也不甚了了，忽略了这些国家某些异质说不定比中国与西方来大，然后确又老爱用差异性很大的文明来比较。
对於东亚地区的大部份国家来讲，中国一开始就存在了，也就是说，中国对东亚地区所有国家来说，他是一个既存的大国，用专业性术语来说，中国是个”硕大的他者”，这对日本或是韩国来说，中国文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虽然这是难以否认的，但是，不代表他们的文化就一定会完全跟中国文化一样；民族本质上是一种”想像的共同体”，为了保持自身文化与自立性，他们必须要强调自己与中国”的异质”，或则刻意把”他者”烙印在中国身上，这样才能彰显出自已文化的风貌。
中国很多东西传到东亚其他地方去之后，他们因为其风俗习惯、制度、信念、仪式而有所变化，举日本来讲，今日的日本文化确实是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且极为深远广大，但是日本在平安时代后期的国风文化中，渐渐的内化这些文化，且走出自己的路。如佛教，中国佛教虽然来自印度，确经过中国文化洗礼，而跟原先的佛教有所不同，同样的，日本吸收佛教后也同样有了变化，只要对日本文化有些了解的人立刻可以知道，咒术文化对日本影响深远，也因此，带有咒术色彩的密宗，以及简单易懂的净土宗(只要口颂佛号……)、不立文字的禅宗，深深影响了日本佛教的风格，日本佛教在”本地垂迹”的说法出现后，逐渐与神道合流走出日本佛教的自己的路。
同样的，日本继受了隋唐的<律令>，但是，实际上，基於两国文化完全不一样，如，日本在平安时代，仍然还是以”对偶婚”为主，也就是男女互相喜欢就同居，感情破裂就分居，女人也可以向男人求婚的状况，而且同居通常都住在女方家，有部份地区，甚至是”访妻婚”，另外还有”取婿婚”，后两者是奈良跟平安时代主要的结婚方式，在奈良、平安时代，因离婚被赶出家门大部份都是男方，日本民间的一夫一妻制，是在十二世纪以后的事，也因此，隋唐<律令>基於所谓一夫一妻多妾制的相关法律，在日本跟本就形同虚设…..，为何日本律没有反映当时民情而作摆设呢?因为怕被当时强大的唐帝国当成野蛮的国家….另外从镰仓开立幕府开始，日本律令就跟中国有相当多不同的地方的，中国律令传到日本，让日本短期内成为有高度法制的国家，但这个继受於隋唐帝国的律令，确与日本社会冲突，进而崩溃，而开起了封建制度与武家社会，带进了日本习惯法进入后日本法的法律中，直到明治维新，做为继受法的律令，给日本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同样的律令与日本社会的冲突之处，正是我们理解日本文化异於中国文化的起点。
另外，同样是儒学，日本儒学跟中国儒学及韩国儒学还有资料较少的越南儒学同样有别，在脱离五山佛教的笼罩之后，林罗山、山崎暗斋等初期的儒家，及后期的山鹿素行、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乃至於幕末的佐久间象山，这所谓的创造日本德川儒学的儒者们，因为身处於与中国不同的环境中(如万世一系的天皇，没有出路、身份地位的儒者)，这些经验是在中、韩感受不到的，所以他们对「忠」、「孝」、王道等词，都跟原先在中国的内涵有所不同。
这些是我们研究这些文化中，发现到他们特质异於我们的地方，同样的，这些东西也是这些国家拿来架构自己民族意识的部份，在这过程中，很自然的，会有某种摩擦与狂想，日韩越等国，从十七世纪开始跟中国渐行渐远，他们自己的民族风貌，则从十世纪开始产生民族意识，到现在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在这过程中，什麼奇论都有出现过，就如同民初的中华民族西来说一样，不就是某些状况下的特殊情况，这时，我们只要一笑置之就好了，毕竟这是少数言论，只有确实的证据才能活过历史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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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是针对柄古行人作品的一篇随手笔记，纯属胡言乱语。
一般而言，人类学传统解析中人类最早是过著搜食生活，这些人类过著游居的生活直到发生了定居革命，这是人类划时代的变化，让人类从散漫的游群进入到定居，而这种变化产生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共祖”，即是一群人有著共同的祖先。这种共祖概念，构成了早期的部落核心，即不同的血缘团体因共祖而成为一种集团，进而成为聚落，乃至形成更大规模的群体，定居之后，人们逐渐的开始思考，人与人相互之间关系，因为定居不同於游群，是必需长期相处的。
再过去，大部份的学者认为城邦（Polis，City-state）是古代希腊、罗马所特有的一种国家形态，然而，随著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和古文字研究的发，对整个世界逐渐有了新的看法。
日本历史学大师柄古行人的看法是这样子的——他支持都市、国家先於农业这个论点，也就是说人类先定居定居以后形成一定规模的聚落，农业才得以产生，而柄古先生更进一步认为，这些被称作 原-都市的更准确应该说是 原-都市-国家，也就是说，在他的想法里都市诞生之时，国家同时也诞生，即，原始国家的雏型诞生於原-城市起始时这样的概念，换而言之，柄古先生视酋邦的形成，为国家诞生之时。
我大概带一下柄古先生的概念，他认为人类历史是由交换模式所推动的，而所谓的国家就是“加入中介的互酬”，由“人与人”间，变成“人与国家与人”间。
我们知道，人类从散漫的游群进入到定居 有个概念叫 共祖即 有著共同的祖先，当人类由氏族扩大到部族在到国家这种历程，这种“共祖” 概念就成为”神”。而早期的王权夹杂的神权的概念，在进一步的结构，就是马克斯所谓的亚细亚型，他认认为: 亚细亚型态是人类从未开化社会转化之后的最初型态，也就是农业共同体。
(关於亚细亚模式的更详细，请自行翻阅马克斯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的第十二章，就自己看，我就不讲了)
但，柄古认为反是，也就是说马克斯认为 亚细亚型态先於专制的领域国家，柄古认为的反是是他认为领域国家的形成先於亚细亚形态，而这些估且称之亚细亚式的广域国家(下文称广域国家)基本上是来自於多都市或城邦国家的竞争的最终结果，不同於传统残余氏族痕迹的社会-政治体制，而在宗教上，实现了人与神的分离；另外对广域国家不可缺少的是”法”与法治的概念。
雅斯贝斯提出的轴心时代正是在城邦转化成广域国家的状况下这种状态下产生的，或者准确说原先人的国家概念是点，到了城邦体制的晚期，人们对国家的概念逐渐的由点变面，并且诚如柄古讲的社会结构改变了。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城邦时代晚期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迁，所以成就轴心时代思想就是这样激荡出来的；易言之，正是因为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改变，所以当人们开使对社会有了新的定义以后，自然而然就会产生新的想法，凡人总是会想追求所谓安生立命之处，而这些概念必需符应社会型式，轴心时代，就是面对崭新的人与人关系而产生。
再者很多人会认为，亚细亚式的专制国家，往往残酷地虐待人民甚至践踏它们的生命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这边我举韦伯的说法，韦伯认为西欧福利国家概念的产生，是在近代绝对君主时代，韦伯认为，这是因为这种类型的统治必需仰赖臣民的善意才得以存在，所以实际上，为了统治，亚细亚式的国家君主是不会随意践踏他们的人民的，这些亚细亚模式的国家普遍存有 “王应该保育其民”这种概念；当然天朝例子大家都知道，另一个例子，波斯 的 居鲁士 更是以 “父亲” 这种慈祥概念名留西史，甚至受到犹太人的怀念他是少数犹太人有好感的异教君王之一….。
还有一种误解是任为此等国家可以控制每一个角落，老实讲这不可能做到的事…实际上此种王权是架筑在复杂的各种共同体之上，这些共同体都有大小不一的自治权，他们相互统合形成一种平衡，也就是说，实际上，王并不能真正的掌控，也无法掌控每一个角落。
到此做个解释小图:
未开化(….)>>>>>经氏族、部落、共同体balabala>>>原都市-国家>>国家>>>形成
亚细亚式的广域国家
而广域国家在进一步呢?这边我在放入华勒斯坦的 核心边垂理论，以及卫特夫的一些概念，我在加以修改，假使以”文明”也就是有著一定的文明的区域为核心可以区分成 核心(即文明核心)-亚周边-周边—-圈外这样的模式。
什麼是亚周边呢?举例而言，希腊就是在文明中占据了亚周边的角色，所谓亚周边的角色，即意为他在一个，足以接受文明，但又无法被核心文明并吞的一种状况。这种状况使得希腊诸城邦虽然形成了传统的都市城邦，但没法进一步成为集权式的领域国家；而其接收东地中海诸国的高度文明技术，但是却仍保留著浓厚的氏族社会习惯。其实罗马也是类似的样子。
我想或许有人想问那亚历山大呢?马其顿呢?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某种意义上马其顿应该算周边文明，他并非是圈外但是他在核心(这边的核心指两河-埃及的高度文明)之周边，受到核心文明深刻的影响，对其而言，它即是希腊的周边，也是两河-埃及高度文明的周边，所谓的周边，就是直接会受到核心影响，并且有可能会被并入核心部份的地方，易言之，核心-周边 二者，前者会传播乃至侵入占领周边；而后者除了接收核心文明之外，也有可能反过来入侵核心，形成一种持续性的互动关系，而不同於亚周边。
马其顿进入历史舞台是在波希战争之时，最初他的角色是一个波斯从属国，然后在战争中又交与希腊军事情报，如此进入了希腊诸城邦的圈子中，而后来使马其顿强大的重要改革，是腓力二世(亚帝之父)打压传统部落-城邦式的公民大会与贵族会议，并且建立一支忠於王室的常备军。所以实际上，虽然说马其顿有著浓厚的希腊色彩，这因为他属於希腊的周边，可是他与随后的继业者王国，又都深具的西亚-埃及式的广域国家型态，他们的特质与同为周边的爱奥尼亚比较像，那是一种广域的，融合式的思考。
那罗马呢?罗马原先也是亚周边，但随著其扩张逐渐有了变化，当罗马成为意大利中部霸权时，他的角色就从亚周边转为周边，也就是说，他必需直接面对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的希腊城邦，但是，即使如此，罗马依旧残留著浓重的城邦气息，这也是为何”罗马皇权”有著一定独特性的原因。
回过头来说，在亚细亚式的广域国家更上一层是什麼呢?是世界-帝国这种模式，该模式有一个早期发展，到了晚期则越来越鲜明。如果在西方的历史来论的话我认为最符合的大概就是 Late Antiquity的年代，也就是后古典时期，也就是晚期罗马-东罗跟萨珊波斯帝国时代，而在东亚世界我在思考，如果是东亚的话 或许 “中古”年段可以算是。(这边所谓的”中古” 乃是这样分的 上古-战国-秦-西汉 为古代 东汉-唐-五代 中古)
这种帝国是种包含数个广域国家与共同体的系统，他常有的元素有，共通的技术、共通”语言:”，另外是一种世界宗教。此种模式会发现他们有一套共通的结果，如前述，他们都是超越在广域国家之上，又下辖无数的不同的共同体，因此，帝国”必需” 创造出一种共识与概念，但是， 又”不得不” 让这些共同体有著一种自治状态，而越到后期的世界-帝国的成份越重，社会性质的同一性也就越高。
举例而言，在古典后期的年代，萨珊与罗马二者越来越相像。两者都是一个帝王与皇室所组成的，而这个帝王则同时受到一种国家宗教支持。晚期罗马帝国皇权的本质上皆”奉主耶稣基之名”，皇帝对国家、社会、教会有一个终极责任 ，即承担神授君位的同时，必需负担散播国家宗教所传的 “正确见解”(orthe doxa，此二字为希腊文，眼熟吧，东正教会字源就在此)。在君士坦丁堡的诸君们，既是皇权帝国的国君，又是从上帝降命的独一真教的元首；因此，皇帝们认为自己使命是普世性的，把帝国和平与基督信仰到到世界各地是他们的工作。而东罗马的大臣们会给皇帝冠上 诸如kosmokrator(世界统治者)乃至khronokrator(古今统治者)的名号。
同理，萨珊波斯有也一个国家宗教，在沙普尔一世表扬自身功业的铭文中他是这样讲的：」我，Lord 沙普尔，崇敬马兹达者，伊朗和非伊朗地方的诸王之王(Shahanshah)，乃诸神苗裔，….」，波斯的王权是建立在巨大的萨珊式的琐罗斯德教国家教会上面；一如晚期罗马帝国——一个巨大国家教会，由一个万王之王维持、守护，同时该教会在回头来圣化这个皇权。
而两者皇帝之下一个极度复杂的官僚体系，罗马晚期帝国，皇帝所信赖的最高级的官员是行政管理官、圣宫检察官、神赐物品官，以及皇帝的内臣，前三者分掌行政、法律、财政，后者则是皇帝近臣。然后在这些重臣之下是一个复杂的行政系统 ，遍及整个帝国。而有著历史悠久的官僚传统的波斯帝国，中央则拥有七个平行而精美行政部会，包含了司法、宗教礼仪、财政与皇室财富、秘书处、军事等等，其下亦是层叠的行政体系。
另外，正因为该种帝国有著独特的维持王权的国家宗教，此种国家宗教都有相类的特质，虽然必非全部，但是，至少萨珊与晚期罗马帝各拥有个排除异端的排他性宗教，以确保人民正信与皇室的威望。
另外，我们知道这二者都拥有一个城市、农村，以及一个高度社会分化的社会体系，并且为了维护庞大的官僚、以及许多异质性的社会群体所组成的帝国，此二者均有一套复杂法律系统在运转，而这套法律系统又吸纳了国家宗教的价值，在不知不觉中对臣民产生影响。
两者的同一性，最终乃至在各种艺术上的趋同，马赛克、拱顶，建筑、雕刻艺术等等。
另外，这边话题回到国家宗教这边来，二者的国家宗教是一个日渐型成而势力庞大的教会体系，在波斯这些人甚至成为了教袍贵族，对国家有重要影响力而。在巨大的国家体系下宗教的价值观，藉由神职人员在民间的灌输，对於社会文化、伦理有不可抹灭的影响。
这边我不得不提尼采，他说:“朝向世界帝国的演变，同时也是朝向世界神的演变”，如果，回顾我刚刚所讲的假定人类社会由定居后，所逐步形成的共祖概念转化到早期国家”神”的概念以后，人类就与这种概念产生共存关系。但是，随著广域国家的形成乃至成为帝国，帝国吸纳了大量无所不包的地域这些地域各有著复杂的不同性质的共同体，而这些地域所拥有的神只也被广域国家与帝国吸纳进去了，代表性就是罗马的:”万神殿”。
罗马四处征伐，接纳了一堆神只，但是，最终接受了基督教，这是因为，在罗马成为帝国的以后，他逐渐的需要一个新的概念，单单皇帝=神的概念，在三世纪危机以后，并不足以满足群众的需求，於是，他必需接纳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普遍宗教，最终，由君士坦丁一世选择了基督教。虽说帝国并非普遍宗教的出现的充份条件，但却是必要的条件；不管是否接纳一神教，世界帝国都需要普遍性的”神性”，用此彰显著其背后隐微的皇权意志，让帝国内的广土众民趋服於前。
这边离题讲一点，部落社会或则是更小型的氏族社会，常都有著其独特的武士传统，而此种 战士群体又往往是统治阶层，但是对於一个广域国家乃至帝国来说，真正统域广土众民的乃是帝王之下的官僚体系，因为当统治的地域远远超出传统共同体所能掌握的大小之后，武士是否是为领导阶级就并非绝对，王也”未必”要是武士。
但是，这样一来要如何彰显王或皇帝的统治高贵性或权威性呢?很简单，那就是”礼仪”，不管是晚期的罗马还是波斯帝国皇室权威，都由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繁复礼仪所维持，在晚期罗马，戴克里先所创造的新的罗马帝国，皇帝摇身一变成为神授的君主，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的宫廷里到处都是神化统治者的排场；在正规场合，皇帝穿著镶有宝石的官服，戴著三重冠，拿著节杖，享受他那至高无上的权威而群臣则匍匐在圣驾前，乃至受召见时，诸臣必需亲吻皇帝甚至是皇后的脚趾…同理，当刘邦带领一群草莽英雄登极为帝以后，一直到统一天下的第七年，在叔孙通定下礼仪有了成果之后，原先充斥著草莽气息的乱七八糟的集会，一转为行礼如仪的宫廷之后，连向来不屑於儒生的刘邦也不得不感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透过礼仪使皇权圣化，乃至使用普遍宗教，甚至是构筑共同货币、技术、语言等等的手段，广土众民的广域国家也就逐渐摸索成为了世界-帝国，把有著不同群我概念的共同体，转化成一个在帝王之下的一个同质性接近的群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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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小史：
位於黑海北岸的欧亚大平原，基本上，包含未来的罗斯国领土在内，除了少量的古代记载(如希罗多德的”历史”)，其资料近乎是空白，但是最近，考古学使我们大为增广-东至乌拉山到西止於奥得河的这欧亚大平原的西部-这块地域的历史知识，但是依然是模糊不清，而斯拉夫人的起源地更是存在的争论，抛开对於斯拉夫起源的探究，我将从有早期文献记载的做简短的介绍。
在公元一世纪，哥特人开始从斯堪地那维亚半岛的老家南移至维斯杜拉河下游地区，并且继续往欧亚平原前进，哥特人南移时，不断的征服、掠夺，并且吸收住在聂伯河盆地的诸多部落，六世纪的拜占庭的史学家约丹尼斯(Jordanis，一般认为他是拜占庭化的哥特人或是半哥特人)，同时也是罗马官僚、基督教僧侣，他留下一部极有历史义意的著作，哥特志”Getica”，回朔了哥特人的历史，即便今已亡轶，但是书的内容被另一位拜占庭史家，查士丁尼时代的普罗匹厄斯所吸收，他介绍了许多受到哥特人攻击的部落，包括了维内代人(Venedae)、史克拉维尼人(Sclaveni)、安特人(Antes)，其中又以安特人最为知名。
在匈人370年到来以前，安特人在现在乌克兰的草原那里抗击哥特人，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520年他们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占据著黑海西北的区域，并且和东罗马帝国结盟。约丹尼斯以及18世纪民族主义兴起之后的史家们，把那些抗击哥特人的部落与斯拉夫人混为一谈，或则更精确的说，他们认为这些部落是斯拉夫人的先祖，而且认为安特人是这些部落之中最强大的部落。安特人文化中的斯拉夫元素看来似乎是足够的，但事实可能远比表象复杂，语言学家说安特人的名字听上去像是伊朗语族的人，也许这暗示著他们和阿兰人以及萨尔玛提亚人有关？现在的证据显示6世纪时的安特人可能是个混杂的族群。现存的考古遗存，也充满了争论，所以我们暂且存疑。
不管如何，随著匈人入侵，日尔曼人展开了民族大迁移，不久之后匈人帝国崩解，而欧亚平原陷入的真空地带，阿瓦尔人也进入了这块地区，并且往南进入巴尔干半岛与拜占廷接壤，拜占庭史料提到了一支部族，也就是Sclaveni，此后此名成为拜占庭对斯拉夫人的通称，而关於斯拉夫人自己写的最早的文献，罗斯初期记年(The primary Russian Chronicle)，大约编於12世纪初，保存了相当多的斯拉夫人早期记录，他提到了6世纪到七世纪初，一支名为Dulebi的部族受到阿瓦尔人的侵扰，当可萨人在八世纪兴起时，斯拉夫已经有相当多有小城市了。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知道，真正意义上的斯拉夫部落，应当在六世纪形成，并且参与了阿瓦尔人的入侵拜占庭的活动，随著日耳曼人迁移与游牧帝国的衰落与崩解的所带来的真空，斯拉夫人陆续从老家(不管他们的老家在哪边)往四面扩散，最终分成了三个群集，往欧亚大平原、往巴尔干，往欧州中心，这些斯拉夫人最终形成不同的次团体，接著就是一个个部落，最后，在可考的文献中，他们在九世纪中末叶逐渐形成了国家。
最后，我们把焦点带回到东斯拉夫部落来，据”罗斯初期纪年”记载，这时的欧亚平原上存在了12或13个东斯拉夫部落，其中又以波洛尼安Poliane(指人群时又称Polans或Polianians)最为繁荣，历史上，名叫Poliane的部落有两个一个在维塔河畔，另一支则在聂伯河东的基辅地区，Poliane这名字源自旧东斯拉夫语言поле或поляна本意就是”平原”，故此，此名应为住在平原之人，前者最后成为波兰人的始祖，后者，居住地则成为基辅罗斯的中心，一般而言我们称前者为西波洛尼安，而东斯拉夫的称作东波洛尼安，而以下讲述的就是后者，东波洛尼安人。
波洛尼安这个部落位居贸易十字路口上，北接瓦兰吉人，东接欧亚平原，南达拜占廷，西通中欧，透过水陆运输，连接了北欧与黑海，很快的繁荣而昌盛，按今日所发现的考古遗存，在九世纪，他们已有发达的农业，他们畜牧，狩猎，捕捞，养蜂和生产各种的手工艺品，如铸造铁器，制作陶器、木工，珠宝等数以千计，考古学家发现，他们居住的土地人口密度高，平民住在半穴居式的房子中，穿著朴素的衣服和拥有适度的饰品，居住在有著设防的城市外围，通常有著木造围墙，可能有城塔并建有城门，城镇往往是位於高地或是两条河的交汇处。一般认为，这类城市可能原本有设防的城堡，后来手工匠人、商人汇聚自墙外，形成市集，最后成为早期城镇，而这些被挖掘出的城镇的雏型，可能源於更早的年段，对於早期的城市，我们称之为设防徙置区(Gorodshche)，如基辅，就是在俯看聂伯河的山丘上，原来应该是个古老的部落设防徙置区应当无疑问。附，据说是波洛尼安人的聚落(Kiev, Pereyaslav, Rodnia, Vyshhorod, Belgorod (now Bilohorodka village at Irpin river), Kaniv)
这时已经有了基本的社会结构，参照考古发现跟基辅罗斯时代，应当是有贵族或酋长、长老群、自由人与奴隶，对於这时期的部落或国家有诸多的争议，我们暂且把他们都定位成酋邦，可能有个亲王或可汗统领一块一定的区域(对於早期的斯拉夫人首领，有著不少争议，我们就称酋王吧)，不管如何，尤此可知七世纪的斯拉夫人应当已从部落往酋邦乃至国家发展，有著许多不等的大小设防徙置区，但可能在政治行政上还维持著早期的部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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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的前身Comes，本意是伙伴，原本是罗马时代的一种军事职称，在罗马帝国晚期，他指称一些文武的高级官员，它们充当充当了五花八门的职能，包括了收税啦、带兵啦，以及监督省督，最后到了东帝国的Comes主要是指指挥两个百人队的指挥官，发展到最后，不管在东帝国还西帝国境内，这些军事职能的Comes由军队管理转形成地区性的管理者，一般而言，这个词后来指称的是大概是拥有一省或一个完整的历史地区的贵族，或是某地长时间的军事首领。
英国在1688年的贵族与王协定以后，就从未改革过议会，所以说，在1832年宪政改革前，有一些市镇被称为衰废市镇，包含一些已经陆沉北海的数百年前城镇都可以有代表出现，另外有一些早早已无人居住，另外像苏格兰有45席，其中44席是属於康瓦尔郡一郡所有，因为工业革命产生的新兴工业大城如曼彻斯特、伯明罕、里兹等居然全无代表。直到1832年宪政改革，英国的议会才不再是由权贵所掌握，脱离1688年的传统土地贵族议会，接纳中产阶级，蜕变成近代民主国家…若要说，当时在荷兰、波兰、威尼斯、瑞士，都有一个议会，威尼斯跟荷兰还是共和国….但是中世纪式或文艺复兴式的民主共和跟现代民主还是有段距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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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 · 秦风>><无衣>杂感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
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毛诗序说：“<无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战。”我个人是觉此种说法是莫名奇妙，班固在汉书中说秦地“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於兴诗，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焉。”，朱熹在<诗集传>中也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於诗如此。”这首诗正是秦风的最佳写照。
在普鲁士的军乐中，有一首进行曲，叫做alte Kameraden，可译为”老战友”，此是世界三大闻名进行曲之一；der Kamerad，中文翻译为「战友」，意指军队中的同袍。在普鲁士/德国军队中，「战友」一词有超越我们认知中的深沉意涵，它不仅代表著并肩作战的夥伴、左右邻兵，而且还是同甘共苦，可以托付责任甚至生命的坚不可破的同袍情谊，同样的，无衣这首诗也是表达这种情感。
在<老子>一书中，通行本三十、三十一章分别如此谴责战争”…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夫佳兵者，不详之器。…..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者….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者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从老子的两折引文中，可以隐约感觉出，战争的可怕性，杀人盈野、杀人盈城过千年之后，人们仍然不改其乐………
不过，如同这首<无衣>所讽诵的，或许在经过了无数场惨烈血腥的战役之后，对於那些还能幸存的军人而言，跟著他们一起从火线上、尸山血海中滚出来的同袍们，那种休戚与共的感情凝聚力，这种坚定的人类情操，才是让人类在面对战争这充满各种毁灭以及杀戮等负面的行为巨大的残暴嗜血的怪兽面前，基本人性价值还能坚持下去的最大原动力，而这种情操或许，是战争这种本质是赤裸裸的暴力的活动中，少数值得吾人所传颂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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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日尔曼时若夜裏降临了大雪，女人们会把他们赤裸的屁股从房子的门前探出去，具说可以有效消灭恶魔的力量，避免暴风雪带来的灾害。
在古希腊人眼中，屁股是个异常美丽的部位，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曲线另人激赏，并且使他们与他物如猿类有极大差易，所以说，古希腊人把屁股当成最富人体美的位置，而他们最美的女神-阿芙狄洛特具说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屁股，其美丽程度超越他身体上任何一部位，因此，他的名字真正涵意就是有著最完美屁股的女神，这位女人的尊臀是如此的另人尊敬，甚至为了这个部位建造神庙。
这种早期的概念，发展到中世纪就有一种说法，浑圆的屁股是区人与非人的一种重要标志，早期的欧州人坚信恶魔不管怎样变化他们都不可变出如人类一样，有著两个完美半圆的屁股，那是人类身体上最辉煌灿烂、最为独特的标志，是举魔鬼之魔力也无法效法的，他们认为魔鬼为了这见事情而感到烦脑无比，因为这个弱点而成为一块心病。因此，这给人类创造出一种黄金般宝贵的机会，那就是，当恶魔完全盯上你之前，你只要将自己的屁股裸露给他看，恶魔的心灵创伤开关就会打开，因为这会让他想起他自己的无能，他会妒火中烧且痛苦不能自己。於是，他就会把邪恶的视线从你身上移开，因此屁股可以赶走种种不祥。
那恶魔在人类屁股的位置上是啥呢? 我想大家有听过 kiss my ass这种脏话，实际上恶魔的那个位置，是他们的另外一张脸，据说某些崇拜恶魔以换取力量的人必需亲吻恶魔的第二张脸。因此，kiss ass其实是恶魔追随者才会做的事。随著物换星移，人类渐渐遗忘了亲吻屁股的宗教本意，而只有kiss my ass的脏话永存。
二
为何古典时期的中央集权国家只有中国重建成功
1.地缘上：东亚自我封闭的“大陆岛”特性，季风农业区人口承载力惊人（工业革命之前，人口是第一生产力），板块整合性高（核心省份中只有福建地区勉强能算水系独立的，不过潜力明显太小了）以及优势板块明显（周边板块不足以长期自立，很容易被重新吸收）。
2.文化上：相对优沃的自然环境下产生的强祖灵崇拜，以及在此基础上成型的“以土地为根基，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系统，拥有相当强大的文化防御能力；而标准通用文字以及成文史记录的习惯进一步加强了这种防御能力（即使是面对绿教和十字教依旧能维持相当的强度）。同时，成文史和儒学体系承载的共同文化记忆则促进了农业区人口的向心认同感（一种类似于民族认同感的感情）和整合倾向。
早期（中唐以前）以门阀大族为核心的，晚期以科举士大夫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精英/纽带团体（也是帝国的既得利益团体）则在一次次动乱后的社会结构重组中起到中坚作用。
3.经济上：农业区的压倒性经济（人口）优势确保了文化体的抗打击能力和一定的“同化能力”（文化的势能），农耕区内基本相同的经济模式创造了共同利益，也减小了同一政权的整合和干涉难度。
4.军事上：全东亚农耕区长期共同敌人（北方游牧民族）的存在和持续压力某种程度上维持了中央集权结构的存系，同时也催生了一种微妙的“农耕区优越感”和“敌忾心”（你可以视之为。。一种原始的，朴素的民族主义）。
他们足够强：强到需要一个整合全农耕区政权才足以在军事上与之对抗；
他们足够弱：弱到没有能力对东亚农耕区的传统社会结构、文化形成任何实质性的破坏；
某种意义上这是你能希望遇到的最好的对手。
由于那篇帖子就是我写的，所以对你的问题做一个简单的回答，我的基本观点如下：
公元前500-公元后500年（大约）在旧大陆人类历史上是古典时期（这一观点来自全球通史），人类文明中的主要经典和帝国体制皆成于此时期。
古典时期，如果一定要再分解，那么其前期是经典时期，形成旧大陆各主要文明的经典（佛教/印度教/儒家/道家/犹太教/祆教），其后期为帝国时期，形成旧大陆各主要文明的帝国构架，而帝国这个概念，它本来就是普世的，究其中文本意，皇帝是全世界的主宰，是人和至高神之间联系的锁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诗成于周，周的天王等于之后的皇帝）。凡是帝国直接辖区之外的人，都是蛮人（中国人的文字功夫做得更好，叫做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反正都是Babarian）。
另外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经典虽然写于前期，但却成型于后期，如中国的儒家，其经典保留至今的，如果不是出自墓葬的竹简，多半都是汉代写定的（道德经的竹简也有发掘，德经在前，明显和广为流传本不一致）。犹太教的圣经，其实是耶路撒冷沦陷后才定型的，之前犹太教的圣经和基督教的七十士译本类似，内容比现在的庞杂。阿维斯陀经，现在能够看到的本子都是萨珊时期的。佛经，最早定本于阿育王时期-之前都是口耳相传，而大乘的经典都是公元后才出现的。
因此，各文明的经典其实都掺入了帝国时期的一定成分，其表现就是经典被视为文明人的标志，而文明人的圈子则被包含在一个帝国之内，帝国的领袖是王中之王，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说地中海地区的文明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就是1 它和波斯为中心的文明离得比较近，罗马人当然也瞧不起波斯人，但不能把波斯人视为单纯的蛮人，其帝国从未真正统治了解的全部世界。2 在地中海文明圈崛起了基督教，基督教本身是纯粹出现在帝国时期，而且是较早出现的和主体民族无涉的普世宗教（早期的宗教，进入到帝国时期，开始普世化，如大乘佛教就相当成功的普世化了，也逐渐和其产生的印度人脱钩，但还是不如基督教，基督教和当时地中海圈的最高政治势力/文化势力/他自身产生的人群 都脱钩了，形成了基督徒这种独特的认同，当然他在一定程度也被罗马帝国收编了，这才是君士坦丁大帝牛的地方。另外一个半途而废的普世宗教是波斯基础的摩尼教）
到公元200-500年，游牧民势力再度干涉历史进程形成席卷全旧大陆的民族大迁徙，逐次摧毁各地区的古典帝国，世界开始进入到中世纪时代。而这个迁徙其实是阿拉伯人大征服才结束的。我个人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中世纪大约开始于700年，这时期，旧大陆各文明走上了各自的路
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古典帝国的重建，按全球通史的说法，公元100年的汉代长安人，如果穿越到700年的长安，能够适应，而这在其他文明圈是不大可能的。
印度进入了无休止的分裂，成为一大堆土邦的结合体，伊斯兰征服北印度，才带来了一定的集权体系，但是其集权管理从未超出首都以外100英里，直到莫卧儿帝国
东南地中海区和波斯被阿拉伯征服，开始了伊斯兰的古典时期，阿巴斯帝国的前期，是糅合了伊斯兰的波斯帝国政体的伊斯兰帝国，也是普世的。伊斯兰的理念也是清楚的，世界分为伊斯兰的和平之土和战争之土，而他们的信仰扩展到全世界，乃是一种必然，世界只有逐渐理解这一点而已。
欧洲则分为，残存的东罗马帝国和天主教影响的西欧地区。东罗马帝国，虽然在信念上仍然自认为是基督教普世帝国的唯一继承人，但其实力已经不足以保持这一称号，即使是在马其顿王朝时期再度崛起，它也无力在希腊文化区之外真正建立起比较稳固的统治，所幸得是在这一时期，它成功的将其宗教和文化传到斯拉夫人中，使 他的文明后继有人。
西欧则是在统一的宗教下，维系了一个文化圈，但是政治上再未统一过——即使是查理曼，他也没有完全统一天主教区-他是最后一个接近完成这一任务的人了。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其他文明的帝国都只有古典时期一次，拜占庭是长存，但越活越惨，最终灭亡（希腊王国和俄罗斯试图恢复，但都走了味啦），唯有中国，反复在同一个地区，由同一个人种重建帝国，甚至连少数民族建立的帝国，也走得是前面的老路。足见中国人重建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当然这也和中国文明在近代之前没有遇到过游牧民族以外的异种文明毁灭性入侵有关。所以现在….和各种神教的斗争才是中国人存亡的关键啊。
至于中东和地中海地区，倒是欧洲人在那里试图重新拼砌一个统一的文明圈，不过吗——拜占庭人又来扯后腿啦，“弗拉基米尔大帝，还记得第聂伯河畔的安娜公主吗”
并不需要用中国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概念去硬套罗马。罗马帝国和中国不是一种形态的国家，不要用中国的情况去生搬硬套。
西部的“灭亡”并不是中国历史意义上的“灭亡”，事实上不存在西部灭亡一事，只是拉文纳的中央政府停止存在，整个地中海世界只剩下了君士坦丁堡一个中央政府。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查理曼称帝。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如奥唐奈就认为，是查士丁尼为了将西部重新纳入中央的直接统治而舆论造势，这才有了“西罗马灭亡”一说，但是这并非主流看法。
西部的“蛮族王国”实际上仍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他们仍是罗马帝国的官员，依据罗马法管理罗马公民，依据蛮族习惯法管理非罗马公民的蛮族民众，对于西部的罗马人来说，他们并非亡国后的遗老遗少，和东晋或南宋的北方汉人并不一样，他们的祖国罗马帝国依然活生生的活着，他们的皇帝在君士坦丁堡，他们的总督兼任着蛮族统领，是这样一种状态。
查理曼称帝就是另一件复杂的事情了，且不说这里面复杂的动机和权力运作，仅就现象来说，正是西部的中央政府重建。但是这要和中国的光复区分开，对于罗马帝国来说，这是帝国由一个中央政府重新变为两个中央政府，不是国家的重建，而是政府的重建
所以不能简单地套用分裂与统一、灭亡与重建的逻辑，罗马帝国在4世纪普世化之后就是个很复杂的存在
中国，如果真要较真，也不见得就重建成功了。
南朝是根正苗红的汉人国家，政治上从汉以来一脉相承，可是被隋灭了，杨坚和他的手下有多“汉”也是个有意思的问题，而无论如何，他们的政治根源绝不是汉的，和汉朝无关，反而是从北魏这个鲜卑帝国承袭下来的，然后自己给自己披上了汉家的外套，说白了，杨坚就是个东方查理曼，查理曼的渊源同样不是罗马的，然后给自己穿上了罗马的外套，查理曼帝国的罗马因素未见得就比隋的汉因素少。非要套用的话，隋的重建天下，实际上是查理曼征服了拜占庭性质的，唐承隋，也不过是类似奥托一世承继查理曼，应该说，是拜占庭太强了，没被查理曼吞掉，所以没能“重建天下”，所以，与其说是重建，不如说是征服。
唐崩溃之后的宋朝重建也同样，宋家和隋唐唐或是之前的汉魏晋宋齐梁陈也同样没有政治上的渊源，与其说是重建，不如说是征服。而明朝和后来的民国则更类似19世纪希腊王国的建立，是一次复辟
所以从当代政治学专业角度来说，罗马从753建城到1460米斯特拉陷落，一直是一个国家，不曾中断，而中国实际上是商一国，周一国，秦一国，汉-陈一国，隋唐梁一国，五代不论，宋一国，明一国，相比罗马2000多年一脉相承，中国的国家史是数次颠覆与被征服的。
顾炎武先生在《日知录》第十三卷“正始”条中说：“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现代政治学意义上严格的国民、领土、主权三要素的认定，而是更强调文化认同（对前面说中国传统文化同化能力弱我持保留意见）体制认同和由此派生出的身份认同——“华夷之辨”，“夏入夷则夷，夷入夏则夏”“汉儿学得胡儿语，反向城头骂汉人”，元清二字本身是汉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