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感谢Basileos，此文整理内容，除另注名称外，皆为其所述。图片来自网络，来源繁杂。
狄奥多拉皇后 查士丁尼一世之妻
Theodora
大帝 君士坦丁一世
Constantine I the Great
大帝 查士丁尼一世
Justinian I the Great
湮灭波斯 希拉克略
Heraclius
伊苏里亚人 利奥三世
Leo III the Isaurian
保加利亚屠夫 瓦西里二世
Basil II the Bulgar-Slayer
萨拉森的白色死神 尼基弗鲁斯二世
Nikephoros II the White Death of the Saracens
AD1081 都拉佐战役 阿历克塞大帝败于诺曼骑士
莫里斯一世
Mauricius I
关于城市：
————————————————————————————————————————叙利亚、埃及、北非的城市（包括大城市、小城市和小城镇）绝大部分都毁于伊斯兰之手。安条克在大征服中受损严重，之后沦为小镇，直到尼斯福鲁斯二世收复之后重建复兴，1085年突厥人征服后没多久就被十字军拿下，在十字军治下继续延续繁荣，直到被马穆鲁克夷平。亚历山大第一次陷落因为是马尔缇娜太后串通居鲁士卖给阿拉伯人的，所以阿拉伯人只是进行了系统的洗劫而未进行很大的破坏，但是随后埃及哭着喊着请帝国军队来救他们，君士坦斯二世一度收复埃及，但是随后因为补给困难战败，这一次阿拉伯人进行了疯狂报复，城市规模缩小了3/4，之后持续衰落，到11世纪沦为小渔村，直到拿破仑远征时才有所恢复，但是也只是法洛斯岛上那么一丁点迦太基在埃及陷落后（647年起）即开始受到阿拉伯人进攻，但因为北非地区的边防体系之前没受到破坏，经济情况也比较好，一直坚持到695年才被哈桑伊本阿尔努曼率领的阿拉伯人趁罗马内乱攻克，但是帝国军队旋即收复了迦太基，698年迦太基再次被攻克，这一次阿拉伯人夷平了整座城市阿拉伯人征服中大部分城市遭到了灭顶之灾，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在拜占庭治下是一个棋盘状的城市，但是在阿拉伯人征服后没多久就变成了歪七扭八的，原因就是在大马士革弹尽粮绝水源断绝之后，大马士革人听信了阿拉伯人不杀不抢的许诺后投降了，但是阿拉伯人进城之后就改了主意，勒令所有居民撤离城市，居民们刚撤离没多久，阿拉伯人又改主意了，他们追上市民的队伍，把他们杀了个干干净净，而此后阿拉伯移民占据了城市，并按他们自己的习惯把城市改造的歪七扭八。而大马士革的遭遇是叙利亚埃及和北非城市的共同命运。在这一过程中几乎没有大城市幸存下来，无论是安条克、亚历山大这种“一线城市”，还是大马士革、凯萨莉亚、孟菲斯、昔兰尼、安提诺爱、推罗这样的二线城市，还是帕尔米拉、的黎波里这样的三线城市，还是遍布各地的小城镇，现在黎凡特还留下1000多座4-7世纪繁荣城市和城镇的遗址，埃及和北非也很多。关于叙利亚地区在阿拉伯征服后被废弃的城市，可以看王瑞珠《世界建筑史 拜占庭卷》162-209页，非常详细，关于埃及被废弃的城市参见本书145-149页，关于北非被废弃的城市参见本书252-257页。
1574年土耳其远征突尼斯之前当地贸易水平仍十分强，但是之后出现了明显下滑，刨除马尼拉2大帆船的影响，土耳其对于突尼斯的没落是要负主要责任。安条克在10-11世纪拜占庭治下复兴，十字军征服之后整个黎凡特海岸都得到了复兴，当然主要是因为和爱琴海和意大利的密切关系，和内陆关系不大，这时期的繁荣没什么疑问。突尼斯的问题，汪达尔人确实是5世纪蛮族里面最擅长破坏的，但是对北非的影响也只是停滞，外化表现为艺术形式依然停留在君士坦丁风格，而不是像其他地区那样继续变化。查士丁尼收复北非之后北非经历了非常显著的复兴。包税制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即以法律形式予以禁止，所谓东罗包税人那是无脑黑，事实是北非在东罗治下恢复了繁荣，并且比以前发展的更好，这也是它能够在阿拉伯人猛烈攻势下坚持五十余年的基础。突尼斯在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后即陷入衰落，城市几乎全部被遗弃，阿拉伯人建设的凯鲁万和库法等一样只是军事殖民地，并不具有经济文化的重要性，到10世纪突尼斯干脆连农业系统都崩溃了。奥斯曼无非是让原本就很糟糕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了而已。话说可以把我推荐的那些书找来看看，实地考察和考古资料整理总比自己感觉要靠谱。
西方的情况不同，西方城市的衰落主要有三拨，第一次是3世纪大动荡期间内战造成的，这次破坏在4世纪得到恢复，这一时期的西方城市还是很繁荣的，第二次是5世纪的内战和蛮族入侵，这次破坏有限，蛮族的目的不是破坏，而是融入罗马，他们非常尊重（其实也非常羡慕）当地的文明生活，而在此后城市也有所恢复，第三次是在7-8世纪，阿拉伯海上圣战者封锁商路之后，城市逐渐衰败乃至除了作为主教驻地就没有其他功能了。
关于4-7世纪西部城市的情况，王瑞珠《世界建筑史 拜占庭卷》也有非常详细的论述，而亨利皮朗的《穆罕默德与查理曼》《中世纪的城市》则是专著。
关于米兰的情况，米兰按照现在确定的城市建设空间来看，容纳不下30万人口，10-20万可能性比较大，它的兴起和衰落其实都是因为宫廷，在马克西米安的宫廷进驻米兰之前，它只是意大利无数中小城市之一，没什么特别，当宫廷撤离之后，自然也就衰落了，但是它依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城市。
雅典在希腊化时代即开始衰落，规模缩小，文化重要性下降，当时希腊的中心是萨洛尼卡和柯林斯。哈德良时因为他本人的爱好对雅典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和扩建，完成了烂尾600多年的奥林匹亚神庙，但是他去世后雅典就继续衰落了。在3世纪时遭到哥特人的围攻，瓦勒良皇帝重修了城墙，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时雅典学院复兴，但是这种复兴本身就和古典希腊关系不大，它充斥着通灵术等骗人的迷信活动，而不是真正的文化活动（当时文化活动的中心是君堡、帕加马、以弗所、安条克、亚历山大），而且雅典学院的学生还喜欢搞帮派，在城里到处斗殴打架收保护费，教授们在城里到处天神附身，城里的治安一团糟，最后被查士丁尼取缔，雅典恢复了秩序，但是那些逃到波斯的教授和学生们太不受人待见，以至于库斯老一世要在合约中再三要求查士丁尼把这帮家伙接回去。之后雅典就一直是个安安稳稳的三线城市，十字军征服后修建了城堡，奥斯曼征服后沦为小村。值得一提的是，雅典出了两个皇后，分别是狄奥多西二世的皇后尤多西亚和8世纪末的女皇伊琳娜。《会说话的希腊石头》《新罗马帝国衰亡史》等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相关内容
耶路撒冷在被哈德良屠城后就一直是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小城市，直到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大帝时获得合法地位以及皇室的支持，海伦娜太后和君士坦丁大帝母子俩在耶路撒冷捐建了很多教堂和其他建筑，这使得耶路撒冷成了一个非常繁荣的“旅游中心”，迎来了第二春，当时去耶路撒冷旅游（好吧，朝圣）就和现在去海南一样火，耶路撒冷人口也因此蹿升至7万左右，之后直到阿拉伯征服都很繁荣。在阿拉伯治下，耶路撒冷的“旅游业”没有受到太大损害，并且因为它也是伊斯兰教的圣城，所以躲过了伊斯兰教的破坏，但是因为周边地区的衰落，其自身也受到影响，直到被十字军征服，随着十字军对沿海地区的苦心经营，耶路撒冷迎来了第三春，被萨拉丁收复后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直到最近被以色列人又搞起来了。关于耶路撒冷有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耶路撒冷三千年》。“雅典帝国”又小又松散，还不如同时期的叙拉古霸权，雅典名气大是启蒙时代吹的，因为它的民主制，但是现在对它的民主制看法也就是soso。启蒙运动吹捧三个对象，古典希腊，罗马共和国，中国，但是其实他们吹捧的东西和历史实际差别非常大，从19世纪开始历史学就在反驳他们，他们塑造的是他们理想里的东西，而不是历史上的东西。你何必在乎一个城市在某一个不属于它的时代的名气呢，看它当时的表现不是更好。
米兰在不是首都之后一直作为艾米利亚省首府，是一座比较重要的地区中心，在大瘟疫中受损严重，随后落入伦巴第人之手，成为公爵驻地，在阿拉伯人封锁地中海之后就和其他西欧城市一样陷入严重衰落，仅仅是主教和公爵的驻地，经济活动停滞。10世纪时逐渐复兴，而随着10-12世纪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相继获得拜占庭贸易特权走向兴盛时，作为这些城市的经济腹地的米兰也快速兴盛，其制造业非常发达，发展成仅次于巴黎的天主教欧洲第二大城市，这一地位一直延续到现在。
以上内容（包括之前回复的）王瑞珠的书里都有详细描述，而《剑桥插图中世纪史》里也有相关内容，可以相互参照阅读。
《罗马人的故事》一书不必当真，不过罗马时代的城市规模普遍不大倒是确实，东地中海的城市在4-7世纪迎来他们的发展巅峰，而西地中海就维持原样。事实上，罗马时代西地中海的城市无论是规模还是经济社会文化活力都不如11-14世纪的西欧城市，而4-7世纪的东地中海城市和11-14世纪的西欧城市相当。
罗马城的规模是因为政府的免费粮食供应吸引的无业游民，当君士坦丁大帝颁布命令将城里的无业人员赶到城外去之后，罗马人口迅速下降，到387年仅剩下32万（相比2世纪的100万），而经济文化活动极度繁荣的君士坦丁堡人口达到了100万。
亚历山大的衰落和地震没必然联系（当然，你也可以认为阿拉伯治下每次地震之后都不进行必要的修复工作也是地震的原因），以弗所并没有衰落啊，一直繁荣到现在，安条克在查士丁尼时期一度被波斯人攻破和地震中损失惨重，但是随即查士丁尼就重建了这座城市，之后的衰落过程中地震的作用就不甚明了了，大概和亚历山大情况类似。大家为什么推崇罗马时代的城市，其实主要还是文艺复兴时期为了黑之前的时代吹出来的，其实古罗马城市相比11世纪之后确实是各种不如。城市史你来找我就对了，哈哈。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建筑形态问题，君堡在拜占庭治下和之前的罗马一样，居住建筑都很高，不乏6-7层的多层建筑，而奥斯曼治下的君堡主要是2-3层的木质建筑，城市建设用地容积率有数倍的差距。如果近代君堡人口没有超过60万，那么仅从容积率推算，1204之前的君堡人口容量(即最多可容纳的人口)不会少于120万，这和我们之前从用地角度的计算也是吻合的，和4-7世纪通过瘟疫死亡、税收记录、粮食记录等的推算也是符合的，和罗马城的类比也是成立的。其实你现在去君堡，看到的还是到处都是那种两层的”土耳其小楼”，和古典时代以及晚期古典时代以及拜占庭中期遍布各大城市的那种公寓楼差别非常巨大，所以并不能随意类比和套用，18平方千米对于100要人口来说并不算很拥挤，当然罗马城的14平方千米就辛苦一些了。事实上近代君堡”土耳其式小楼”是典型的独门独户式住宅，一家一户，居住密度比拜占庭时代要小得多。关于运往君堡的粮食，埃及并非全部来源，我们都知道，君士坦丁时代帝国就结束了对埃及的盘剥，而君堡周边的小亚沿海和色雷斯本身也是著名的粮食丰产区，所以并不能用埃及去取代全部，且埃及来的主要是政府采购的救济粮，而救济粮发放范围在君士坦丁大帝时也大大缩减。当然了，古代城市的准确人口是不太可能得出来的，和国家人口一样，其实现代城市的人口也是靠估，虽然误差相对较小。但是从专业角度的计算来看，君堡的人口容量是要超过百万的，具体数额不必以某一个为全球通用标准答案。
我刚才算了一下，18平方千米，居住用地约50%（这个我套用了巴黎），容积率1左右（2-3层小房子为主），60万人口的话人均居住面积15平方米，这算不上拥挤吧，这在现代以前的城市里面算非常宽敞了，80年代上海也就7，现在国标要求是30（但是实际达不到）。如果把君堡的房子换成典型的罗马公寓，其他控制指标不变，容积率会增加到2-3，如果人均居住面积依然保持这么好的水准，那么人口容量就是120-180万。
首先，君士坦丁堡内“农田”的问题，其表述存在问题，1、狄奥多西二世修建新城墙的敕令中提到了君士坦丁城墙外已经是非常巨大的城市建成区，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所以建新城墙，2、因为城市持续存在，所以考古方面的依据非常少。3、查士丁尼大瘟疫，根据当时的官方文件和普罗科比等人的描述，金角湾对面和君士坦丁城墙以外大片城区废弃，因此这个“大片农田”的说法未必靠得住，至少在4-7世纪是不太靠得住的，9-12世纪可能情况属实。用地比例的问题，现代城市在道路面积大大扩大，工业用地大量增长的情况下，其比例仍然维持在30%-50%，古代城市没有工业用地，公共设施也未必比现代城市多，所以居住用地按50%计算已是低限。另，人口密度不宜套用现代城市，如果非要套用，南京老城（城墙范围内）的人口是150余万，面积45平方千米，而这老城内还有大片军区、高校、公园，而军区和高校人口并不计入常住人口，名义人口密度3万多，实际人口密度5-6万（南京老城控制性详细规划、南京老城疏散研究我都有参与）。而南京老城的人均居住建筑面积是30多。所以千万不要用现代的城市去套古代，你现在觉得城市拥挤，主要是因为汽车让你看上去很拥挤，但是其实硬密度并不高。而中世纪西欧城市等的人口密度就更是观点多多了，比如13世纪的巴黎，它的人口密度比我们按高限推算的君堡人口密度还要高出很多。顺便，给你两个例子，江阴主城城市建成区工业用地比例45%，居住用地29%（2012年总规修编数据）。南京（南京工业之差不用我多说了吧。。。）工业用地20.2%，仓储用地1.5%，居住用地27.2%，绿地9.5%（这一块也是古代城市没有的，或极少的），交通设施用地17.1%。（2011年总规修编数据）。南京虽然工业用地较少，但是因为绿地和第三产业相关用地比例较大，因此居住用地比例与江阴类似，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找找那些工业和第三产业都不发达绿地也不是那么有名气的城市看看。当然，我还是建议无论如何不要用现在的生套，好歹要做些处理。不是现代人的生活要求高了，而是现代有太多占地方的东西，比如车，厂房等，人口不多，占的地方确实多。
每个城市都以自己的方式在对世界产生影响，不好一以概之。雅典的所谓民主只是昙花一现而且也只是极少数人的特权，对西方没什么影响，古代的直接民主和近现代的代议民主没有一丁点关系，现代民主是封建制残余——英国模范议会和法国三级会议。对雅典的崇拜在20世纪初已经破除了。至于罗马和君堡，之前有过比较戏谑的概括，罗马是个受，全地中海杂七杂八的艺术、商品、思想都传进去，而它什么也不释放，而君堡是攻，它的文化艺术风格、商品、生活方式、语言横扫地中海，一切都受它影响。
————————————————————————————————————————huanyu7504：
古代城市的营建是极其费财力物力，且需要很高技术的。以明北京为例：1406年（永乐四年），开始筹划迁都北京，相继建成皇城、宫城，永乐十九年才正式迁都。
1436年至1445年，明英宗对北京城墙进行了第二次增建，将城墙内侧用砖包砌（之前是夯土外露的）；开挖太液池南海；建九门城楼、瓮城和箭楼；城池四角建角楼；城门外各立牌坊一座；护城河上的木桥全部改为石桥，桥下设水闸，河岸用砖石建造驳岸。整修之后的京城周长45里，形成了极其坚固的城防体系。
地中海沿岸的大城市，安条克、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里亚都经历过极其严重的地震：亚历山大灯塔就是震塌的（震了几次、罗得岛的太阳神巨像也是地震震塌的）、安条克的城墙被地震摧毁是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灭亡安条克公国的直接原因、匈人之王阿提拉有一次率军直捣君士坦丁堡就是因为地震摧毁了部分城墙。
下面就是罗马人的制度和技术创造的奇迹了，当阿提拉的军队赶到城下的时候，他惊奇的发现城墙已被紧急修复——君士坦丁堡有专门的制度和经费来源负责城墙的维护，而这一次则是首都全民动员，比常规修复还要快。
第一次十字军赶到安条克城下的时候，对城外的桥和连绵的城墙叹服不已——他们自己是既没有财力物力也没有技术去重修的，即使是维护也很吃力，这也是安条克城地震毁坏后很难修复，结果被敌人趁虚而入的根本原因。
撒拉森回教徒不需要罗马时代的巨城，他们的政治中心都不在沿海（大马士革代替了安条克、开罗代替了亚历山大里亚、凯鲁万代替了迦太基），他们也就没有出钱出力维护原有大都市的动力，震倒了没人修，自然就逐渐变成废墟啦
耶路撒冷是在萨拉丁之后，两边都守不住，也不想守或不能守（德皇腓特烈二世一度通过合约收回耶路撒冷，但合约规定不得增设防卫措施），最后在1244年被回教徒 收回后几乎彻底平毁了
安条克是被彻底平毁的——我不要，也不让你守住
回教徒需要的城市，总是会让它设法恢复一定的繁荣的，比如伊斯坦布尔，虽然比君士坦丁堡的盛期差了一些，却也是当时地中海难得的大都市了
————————————————————————————————————————南漠之羽：
关于“地震”，“夷为平地”等毁灭原因，想补充一句
一个都市等大型集聚地的形成一般由多种因素促成，摧毁的建筑等虽然昂贵但是总会逐渐修复，
当一个都市一蹶不振，那么当理解为整个维持都市的客观环境与体系被破坏(或转移了)，并非近近的地震震塌了没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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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之后罗马皇帝的出生地和母语整理：
君士坦丁大帝，第一个母语是希腊语的皇帝，他母亲是希腊人（无论她是不是贵族），出生地可能是伊利里亚的纳依苏斯。
瓦伦蒂尼安出生在伊利里亚的西巴莱，母语是拉丁语。
狄奥多西大帝家乡是西班牙，加利西亚和塞维利亚一直在争夺他出生地的地位，他的母语是拉丁语，但是他的希腊语应该不错，并且他孙在希腊语书法和希腊字母完善方面居功厥伟。
马西安出生在色雷斯，母语希腊语。
利奥大帝出生在色雷斯，母语希腊语。
芝诺是伊苏利亚人，并且因为伊苏利亚当时希腊化程度较低，是当时极少数不被称作罗马人的罗马人，母语伊苏利亚的伊朗方言，不过他希腊语很好。
阿纳斯塔修斯出生在希腊的杜拉佐，母语希腊语。
查士丁一世出生在伊利里亚的斯科普里，母语可能是拉丁语。查士丁尼大帝是最后一个母语可能是拉丁语的罗马皇帝（更确切的最后一个母语是拉丁语的东部皇帝是狄奥多西大帝）。
提比留二世出生在色雷斯，母语希腊语。
莫里斯出生在卡帕多西亚的阿拉比苏斯，母语希腊语。
福卡斯出生在色雷斯，母语希腊语。
希拉克略是亚美尼亚人，母语不明，可能是希腊语。
莱昂提乌斯是伊苏利亚人，母语不明，可能是希腊语。
提比留三世是日耳曼人，母语不明，可能是希腊语。
菲力皮克斯出生在帕加马，母语可能是希腊语，不过他家是亚美尼亚逃难贵族。
阿纳斯塔修斯二世出生地不明，母语不明，可能是希腊语。
狄奥多西三世出生在小亚西部，可能是提比留三世的儿子，母语希腊语。
利奥三世出生在叙利亚的日耳曼尼西亚，母语希腊语，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叙利亚人一样，从叙利亚逃亡去了小亚。
伊琳娜出生在雅典，母语希腊语。
尼斯福鲁斯一世出生在皮西迪亚的塞琉西亚，母语希腊语。
米哈伊尔一世出生地不明，可能是君士坦丁堡，母语希腊语。
利奥五世出生地不明，可能是君士坦丁堡，母语希腊语，祖上是亚美尼亚或亚述的。
米哈伊尔二世出生于小亚的阿莫里昂，母语希腊语。
瓦西里一世出生于色雷斯，母语希腊语，祖上可能是罗马人（希腊人）、斯拉夫人或亚美尼亚人。
罗曼努斯一世出生于小亚东部边境的雷卡平，母语希腊语，边民出身，祖上可能是亚美尼亚人。
尼斯福鲁斯二世可能出生于君士坦丁堡，母语希腊语，他的家族是卡帕多西亚来的。
约翰一世出生于亚美尼亚西部的科赞，母语可能是希腊语也可能是亚美尼亚语。
罗曼努斯三世，阿吉罗斯家族，出生于君士坦丁堡，母语希腊语。
米哈伊尔四世，瓦西里二世的宠臣大太监帕夫拉戈尼亚的约翰的弟弟，出生于帕夫拉戈尼亚，母语希腊语。
君士坦丁九世，莫诺马库斯家族，出生于君士坦丁堡，母语希腊语。
米哈伊尔六世，布林加斯家族，出生于君士坦丁堡，母语希腊语。
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家族，可能出生于君士坦丁堡，他的家族来自帕夫拉戈尼亚，母语希腊语。
伊萨克一世，科目宁家族，出生地不明，可能是科穆宁，也可能是君士坦丁堡，他的家族来自帕夫拉戈尼亚的科穆宁，母语希腊语。
罗曼努斯四世，迪奥吉尼斯家族，出生地不明，可能是君士坦丁堡，他的家族来自卡帕多西亚，母语希腊语。
尼斯福鲁斯三世，福卡斯家族，出生地不明，他的家族来自卡帕多西亚，母语希腊语。
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目宁家族，出生地君士坦丁堡，母语希腊语。
伊萨克二世，安吉洛家族，出生地君士坦丁堡，母语希腊语。
君士坦丁拉斯卡里斯，拉斯卡里斯家族，出生地君士坦丁堡，母语希腊语。
米哈伊尔八世，帕利奥略格家族，出生地小亚细亚西部，母语希腊语。
约翰六世，坎塔库津家族，出生地君士坦丁堡，母语希腊语。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这么几个有意思的内容：
1、“拜占庭帝国”从一开始就希腊味满满
2、早期帝国色雷斯简直是皇帝制造工厂，相比之下亚洲就要少的多，非洲一个皇帝都没出过
3、中期帝国（阿拉伯入侵之后到瓦西里二世登基之前），色雷斯和小亚东部就生产皇帝一事产生了激烈的竞争，其实也是北方本土人和来自叙利亚和埃及的难民及其后代的争斗，事实上破坏圣像运动也是这种争斗的一部分：本土的希腊人支持圣像崇拜，而来自叙利亚和埃及的难民们组成的安纳托利亚军区则是反对圣像崇拜的大本营。
4、晚期帝国（瓦西里二世）那可真是各种家族轮番坐江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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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略角度分析11世纪帝国崩溃的外部环境破坏：
我对11世纪帝国崩溃的内部因素做过比较细致的描述，而巴西尔之拳则更加深入的探讨过这个问题。但是，对于这么大一个帝国，如果外部环境足够安全（或不是特别致命），它是可以慢慢折腾完了再慢慢收拾的（正如3世纪大混乱那样），但是如果外部环境险恶，那么内部的混乱就可能引起全面的崩盘。本文就试图从大战略角度对11世纪帝国崩溃的外部环境破坏情况做一个简述。
一、阻碍亚美尼亚统一对东方的影响
见图，在三级台地中，小亚高原和 伊朗高原其实是差不多的，在 地中海东北角和 黑海东南角之间画一条线，就是托鲁斯山，也就是小亚高原和伊朗高原的分界线，通常认为的自然边界。
所以问题不是简单的失去 亚美尼亚，而在于托鲁斯防线和亚美尼亚的关系。在7-10世纪中，帝国长期坚守托鲁斯山，而托鲁斯山以北为 高加索山，以东则为亚美尼亚，亚美尼亚的巴格拉图尼王朝建立之后，就成了帝国的塞外缓冲和坚定盟友，大大减轻了帝国来自东部太低的威胁，即便是 约翰一世吞并了绝大部分 叙利亚和 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他也没有越过托鲁斯山去占亚美尼亚，而在东南方向他一直推进到 摩苏尔（第二台地的边缘，同样是自然边界），这样就把托鲁斯山与尼西比斯联系起来，形成了帝国坚强的东部边疆。而瓦西里二世在这里犯了一个决定性的错误，他在位前期的混乱中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美亚丢失，他没有试图收复他们，反倒是对暂时陷入分裂的亚美尼亚打起了注意，他越过托鲁斯山，羁縻了几个亚美尼亚邦国，附庸了另外几个，另外几个保持独立，这就阻碍了亚美尼亚的重新独立。而他看似将帝国边界向东推进了，托鲁斯山的边防也被废，所以帝国一下子就失去了自然边界和塞外缓冲。
恶果很明显，当突厥人在11世纪50年代从东方发起进攻时，那些 亚美尼亚公国被轻松的一个接一个搞定，随后塞尔柱人就轻松越过不设防的托鲁斯山，直抵爱琴海边，直到阿莱克修斯一世借助十字军的力量推进到第一台地与第二台地之间。
二、叙利亚的丢失与坚守安条克策略的问题
瓦西里二世类似的致命战略错误还犯过两次。一次是 叙利亚， 约翰一世计划将帝国边界推进到西奈，这样就可以将从西奈到尼西比斯的沙漠地带和之前提到的尼西比斯-托鲁斯山- 高加索山的自然边界连起来，形成强悍的东方边界（和4-7世纪长期坚守的东方边界基本吻合），但是约翰一世在征服了 耶路撒冷以北就去世了，而瓦西里二世登基后的混乱使得这些新征服的领地被 法蒂玛王朝和 摩苏尔埃米尔一点一点夺走，他没有试图恢复这条边界，而是凭借 安条克坚城固守，结果当敌人从北方越过多鲁斯山进攻小亚时，安条克就成了孤岛（就像马其诺防线一样，被生生绕过去了），但是当小亚都被拿下时，孤岛生命线被切断，很快陷落，救都没法救（1085年）（见下图，粉色部分为1081年的帝国，可以看到安条克孤岛，1085年陷落）。
三、卡扎尔灭亡与游牧民西进道路的重启
另一个错误是纵容并伙同基辅罗斯消灭卡扎尔。卡扎尔人在希拉克略时就和帝国结盟，一直是帝国的忠实盟友，直到11世纪被瓦西里二世和基辅罗斯合伙灭掉。卡扎尔人的国家横亘在 高加索山和俄罗斯大森林之间，就像一个瓶塞，堵住南俄大草原，我们都知道，南俄大草原一直是东方游牧民西进的高速公路，并且结合刚才说的，和 亚美尼亚隔高加索山相望，帝国的东部和北部其实都是安全的，敌人集中在西北和东南，就是多亏了这两个坚定盟友的支持，否则就真正四战之地了。从卡扎尔人与拜占庭结盟直到瓦西里二世消灭它之间的500年间，没有一支新的游牧民得以越过卡扎尔人进入欧洲（保加尔人和马扎尔人在此前已经过去了，就没办法了），但是在瓦西里二世伙同基辅罗斯消灭卡扎尔之后，仅20年后，来自东方的库曼人和佩臣涅格人就抵达多瑙河，并南下进攻拜占庭，到君士坦丁九世时已经无力消灭他们，只好将多瑙河以南的部分地区给他们居住。
四、意大利的问题
此外，瓦西里二世将瓦西里沃亚尼斯派往意大利，此后乔治马尼亚克斯接替他，他们俩为了“建功立业”（当然，后来是乔治马尼亚克斯试图篡位），大规模雇佣诺曼人，结果这帮诺曼雇佣兵造反了，把意大利领地也夺走了。
五、后果
在以上三大致命战略失误和意大利的问题的共同作用下，50年后，帝国的外部环境已经无比险恶，阿莱克修斯一世登基时，整个亚洲除了安条克还在坚守，其他地区全部丧失；整个意大利领地全部丧失；巴尔干半岛上佩臣涅格人已经占据了保加利亚；阿莱克修斯仅仅统治着中间的夹缝，仅比今天的希腊共和国大一丢丢。
————————————————————————————————————————兰之暮云
（翻译）十世纪的拜占庭帝国军事力量概观：
本文节选并翻译自”The history of Leo the Deacon: Byzantine Military Expansion in the Tenth Century”，尽量快更，渣翻勿怪，应该不会烂尾。伟大的君堡镇楼
一、陆海军（Army and Navy）
作为拜占庭帝国在1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系列不间断军事胜利的基础，跟随尼基夫鲁斯二世和约翰一世东征西讨的帝国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他们毫无疑问继承了延续自罗马时代的传统军事精神：注重防御，小心谨慎，重视日常训练，重视战斗阵型，重视适应性与创新性以及重视每一场战斗和战役前的精心准备。所有的这些共同构成了其10世纪军事扩张的基础。
在十世纪的进程中，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这已经被大量不同的当时的史料所证明。同时，诸如约翰·斯凯里特斯（John Skylitzes）一类的史学家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详细的并且大体来说比较准确的军事组织的资料。通过研究这些资料和手稿，我们可以大体描绘出当时帝国军队的风貌。
正如两百年来一直延续的状况一样，10世纪的帝国军事力量仍然被划分为两个主要的部分：军区农兵（themata），主要由各军区以及军事省份提供；以及帝国中央军（tagmata），主要由驻扎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职业军队组成。虽说如此，在这一阶段仍然发生了很多明显的变化。由于军区数量的不断增加，相应的单个军区的规模不断的缩小。这一现象在边界军区尤为明显，并可大体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被称为亚美尼亚军区（Armenian themes），这是一种小型化的军区，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军区农兵的民族构成；第二种叫做克雷索埃（kleisourai），这是一种小型的堡垒区，主要建立在山区等地形比较崎岖的领土上。大多数的军区仍然由军区将军（strategos）所统领，但是一些重要边境地带，如安条克和南意大利，则由公爵（doux）或者总督（katepano）所统领。
帝国海军同样被分为了军区地方军（themata）和中央军（tagmata）两部分，地方军由一些特定的海军军区提供船只和水手，而中央军则维持一支常备舰队驻扎在君士坦丁堡。大型的军舰被称为多摩尼斯（dromones），这是一种双排桨军舰，主要被设计用来近距离接战并撞击敌舰，同时，战舰的木质塔楼上布置有弓箭手，用以从高处远距离杀伤敌军。当然，拜占庭海军最令敌人生畏的武器毫无疑问是流动之火（即 希腊火）。尽管这种武器的配方被拜占庭严格保密，但它似乎是由某种基于石油的原料所构成，并通过一根铜管来释放并且点燃，通过持续燃烧的火焰摧毁敌方的舰队。除此之外，帝国舰队还装备有一些小型舰船用以侦查和小规模战斗，以及大型的运输船用以运送马匹和物资。
帝国中央军（tagmata），以及在战争时期的所有军区农兵由帝国禁军司令（domestikos）统辖（The commander of the tagma of the scholae）。在十世纪时，禁军司令被分为两人，分掌东部和西部的帝国中央军。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一时期帝国中央军的构成的话，很多人会被其高度的“国际化”所震惊，这支军队包括了亚美尼亚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罗斯人、保加尔人、匈牙利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以及一些其他的民族。许多中央军不对被安排在了边界地带，同时很多新的禁军单位被建立，例如约翰一世所建立的“不朽军”（Immortals）。
尽管不如骑兵部队那样声名显著，十世纪时的帝国步兵部队仍然扮演者十分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一些地形崎岖的领土上更是不可缺少。帝国军队中步兵的数量大概是骑兵的两倍左右，数个七到十人的小队组成一个五十人队或者百人队，再由数个这样的单位构成一个一千人的联队（taxiarchy），并安排一名联队长（taxiarch）统领。一个步兵联队拥有400名重装步兵，装备有大型盾牌、皮甲或衬里棉甲，他们的主要武器是一支长矛；除此之外还有300名弓箭手、200名装备投石索和标枪的轻装步兵和100人组成的新型军事单位锋线步兵“menavlatoi”，这支部队由体格健壮且勇敢的士兵组成，装备由一整棵幼树制作的长且粗的超长枪，用以迟缓敌军骑兵的冲锋。
帝国骑兵部队由三个主要分支组成，首先是轻装骑兵和侦察骑兵，在战斗中被布置在主力部队之前，用以骚扰敌军并打乱敌军阵型。第二种是常规骑兵，包括枪骑兵和投射骑兵。而帝国骑兵的主力则是声威显赫的铁甲圣骑兵（kataphraktoi），虽然这种重装骑兵拥有相当久远的历史，但十世纪经历了革新的kataphraktoi已经是一种异于前辈的全新兵种，他们装备有极其厚重的的装甲和马甲，武器主要是剑和大型钉锤。
尽管军事手册经常强调适当的训练和演练，十世纪的帝国军队仍然以其严格和系统的军事训练而闻名，特别是冬季训练，这使得其在危险的甚至是严重劣势的战斗中得以生存下来。此外，在战斗中构筑的远征营地同样十分重要，这些营地每一个晚上都会搭设，即使是在己方和盟国的领土上。这种营垒具体的建设步骤及构造体现在了一些十世纪的手稿中，并且历史学家们认为，营垒的建构是一步接着一步十分有序的。首先，远征营垒明显的建设在水源地附近，这种营垒并建设成为方形，并且在其中有道路加以连接。在营地的四周，会用步兵的长矛和盾牌组织成一道栅栏，并且用壕沟和地垒加以强化。步兵的营帐建设在营地的四周，而骑兵和辎重部队的则建设在步兵营帐区的内侧，最内部则是军队指挥官的营帐。同样的序列也被应用于行军，步兵在行军队列的四周，骑兵和辎重队则部署在中央。
另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则是十世纪的拜占庭军队更具侵略性，帝国的军队已经不再如之前的几个世纪一样仅仅限于防御本国的领土，拜占庭的皇帝们更多地将进攻性的军事行动深入到敌国境内。不过尽管这一时期他们相比而言更具进攻性，但拜占庭的军队仍然保持了他们典型的军事传统，即在形势明显有利之前，他们会尽量避免或者推迟大规模的进攻。他们倾向于使用谋略，用计谋来削弱敌军的优势军力，因为他们知道，突然袭击和欺敌战术相较于正面进攻更容易也更经常取得成功。
当真正开始战斗时，两项革新显得尤为突出。首先，步兵在这一时期开始使用空心方阵（hollow square），一种在十世纪上半页发展出来的新型阵型。这一阵型由十二个联队组成，方形的每一个边部署三个联队，组成一个防御性方阵，并将辎重和预备的马匹部署在方阵中央加以保护。各联队之间会留出一段间隔以保证疲劳或者败退的骑兵进入阵型保护和修整，同时新的骑兵可以通过并加入战斗。第二是骑兵阵型，在新的骑兵阵型中，第三阵列被添加进去，同时，第一阵列的中央由铁甲圣骑兵组成一个钝的楔形阵型突出在两翼之间。战斗中第一阵列的四个铁甲圣骑兵楔形阵挥舞着大型钉锤和阔剑撕开敌军阵型，紧随其后的中装枪骑兵使用重型骑枪彻底摧毁敌军，在整个进程中，己方阵列中央的弓箭手会持续向敌军阵线进行火力覆盖，用以掩护骑兵进攻。
军号声预示着战斗的开始，神圣的十字架岿然伫立，同时精锐的骑兵有序地离开营帐。在战斗中，他们催动战马依靠着经过精确测量的步幅，排着整齐的阵型，小跑着前进。在整个战斗过程中，这些连人带马都被包裹在厚重装甲之中的超重型铁甲骑兵会在紧密的阵型和完全的缄默之中小心翼翼地前进，尽管尼基夫鲁斯二世和约翰一世都无比热衷于持续的击鼓进军。在许多的情况下，这些全副重武装，甚至连面部都覆盖在装甲中的中古“坦克”们仅仅凭借这种怪异且极其不寻常的“缄默冲锋”，就能极大地打击敌军的士气，有些敌军甚至在接战之前变士气崩溃，落荒而逃。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论是帝国的敌人还是盟友，都对这种盔明甲亮、战力强悍的铁甲圣骑兵们有相当深刻的印象。
二、攻城战
攻克一个壁垒森严的城市有很多种方法，包括：长期围困，使敌军因饥饿而投降；突然性进攻；直接攻击城墙，一般会使用攻城梯；或者大范围进攻，一般会使用大量弓箭以及装备有投石车的炮兵的支援。所有这些方式的进攻都会使用攻城锤或者直接摧毁敌军的城墙。利奥六世在其著名的《战术》（Takika）一书中对攻城战作了代表性的总结，它们包括：用壕沟或者护墙来确保你的攻城营地并小心保护；注意你自己的补给以及补给线；小心保护城墙以及城门以防止突然袭击；对附近地区进行仔细的侦查；切断对方的食物及水源供应；将己方最为精锐的部队展示给对方；提供优厚的条件以鼓励对方投降；仔细的部署己方士兵并经常轮换；允许己方军队轮换着休息并不段骚扰敌方；用军队保卫对方城墙，并在最合理的敌方部署攻城锤、攻城塔以及攻城梯；注意敌军难以防守的地带；使用火箭以及其他能用炮兵发射的易燃品攻击敌方；在城墙下埋设地雷；借鉴军事书籍并雇佣技艺精湛的工程师来准备攻城器械。
除此之外，由某匿名作者所写的被称为Hero of Byzantium的Poliorcetica和Geodesia两篇文章则对此进行了举例说明。他描述了拜占庭攻城棚（siege sheds）以及同时期的一种新型斯拉夫式攻城棚laisa、攻城梯、移动式塔楼、攻城用挖掘器械的建造方式以及数种摧毁城墙的方法。同时，他还提到了一种用几何学方式精确估算器材所需尺寸的方式，不过使用前提是原理对方火力范围。而这一时期所使用的炮兵武器大多是使用绳索牵引的大型重力投石机。
尼基夫鲁斯·奥兰多斯（Nikephoros Ouranos，巴西尔二世时期的重要廷臣与将军）则做出了以下建议：在攻城时首先摧毁城市的郊区并截断敌军的补给线以使敌军陷入补给不足的窘境；建设一个防御周全的攻城营地，并在营外深掘壕沟，在壕沟之外还要部署铁蒺藜一类的人员杀伤性武器；在向对方提供优厚的投降条件同时，准备严酷的惩罚性对策以防对方拒绝；精心装备攻城棚，特别是laisa，并对敌方城墙上的士兵不断的使用弓箭和投石车进行攻击；在使用攻城锤进行攻击的时候，将士兵分为三队，轮换休息以保证战斗力；暗中破坏城墙，使用地道烧毁城墙支柱以使其倒塌。他特别提到最后一种方法尤为有效。
正如艾瑞克·麦克吉尔所提到的那样，拜占庭军史著作中对于暗中破坏城墙的强调显示出拜占庭炮兵在这一时期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摧毁堡垒的城墙，同时，他们主要被用来打击对方城墙上的士兵，他们经常与己方弓箭手和装备投石索的轻步兵一起对守军进行火力覆盖，以迫使防守者撤离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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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兵真的是小农吗？
答：把农兵算作小农其实是个误解。
1、多小的农民算小农？
首先，多小算小农？按照我国习惯性的小农、中农、富农和地主的划分，我们不妨把平均收入及平均收入以下的农民算作小农吧，参考《拜占庭经济史——七至十五世纪》 （吧内有翻译，度娘不让贴网址，自行查找），在早期和中期拜占庭，拜占庭社会中的普通工人和农民的年收入通常为10-12诺米斯玛。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小农通常就是指这么一个人群，而这个人群不用说，肯定是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了。
2、农兵的财富水平
这时就有两个有意思的细节值得注意了，一个是拜占庭农兵数量的稀少，另一个是皇帝成天担心农兵被人欺负了。这两个细节放在一起就会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出现，如果农兵是小农，那么，一部分农兵被人欺负没了，那再圈一部分农民变农兵好了，有啥好担心的呢？结合皇帝的立法其实就能看出，尤其是尼斯福鲁斯一世注明的多户供一农兵的立法，情况不是这样，很多村庄甚至没有一个农民能达到法律规定的最低财产要求，所以农兵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圈出来的。
首先是关于摩迪的问题。拜占庭时期使用的是古典时代的“海摩迪”，每摩迪是17.084公升。而在作为土地单位的时候，君士坦丁改革之后，为了标准化收税，就对土地价值进行评估和分等，摩迪的土地实际上是税收单位，仅针对土地上种出来的东西的价值，不包括在这些土地上养鸡养鸭酿酒榨油等副业收入。
其次是土地价值的问题。农兵的土地下限，根据840年的立法，拜占庭政府规定，骑兵和专业海军农兵要求至少拥有720modius/人的土地，步兵要求至少拥有150modius/人的土地。农兵的土地上限，当然是多多益善咯，尼斯福鲁斯二世立法规定，农兵土地不得随意交易，只有在其土地价值超过12金镑了，超出的部分才能拿来交易。即拜占庭政府认为，12金镑的土地对于一个农兵来说是“合适”的，适中的。
那么这下限和中间值分别是多大价值呢？鉴于瓦西里二世中期之前，拜占庭土地价格长期保持稳定，我们可以选取约翰一世时期萨洛尼卡郊区土地的价格（0.5诺米斯玛每摩迪）做个简单的计算。
下限：150摩迪土地约价值75诺米斯玛，720摩迪土地约价值360诺米斯玛，如果选取不那么好的远郊土地，价格一般是1/4诺米斯玛左右，也分别价值37.5/180诺米斯玛了。这是土地本身的价值，即不动产价值。对于150摩迪和720摩迪，这首先是土地面积，其次，这是最低标准，即达到这个标准才能成为农兵，而非农兵的平均标准。上限：12金镑，即864诺米斯玛，按约翰一世时期萨洛尼卡郊区的地价，约合1728摩迪。
通常来说，土地面积超过1000摩迪或价值100诺米斯玛以上就是大地产了，骑兵可是和大地主擦边了，步兵的地也不少。（参看尹忠海）
第三是年收入的问题。其土地年出产的粮食价值根据《拜占庭经济史——七至十五世纪》 提供的物价水平，分别可出售得到10诺米斯玛/48诺米斯玛。前者和普通工人/农民的单年全部收入相当，后者和律师、医生单年全部收入相当。再引用一个简单的数据，约翰一世时期一头牛价值3诺米斯玛。这是农业收入。
但是我们知道，农业收入并非农民收入的全部，当时的农民们除了种粮食，还会养牲畜制作乳制品、收集毛料和蛋，还会对种植的橄榄或葡萄进行加工生产油和酒（直到今天地中海最好的奶酪、橄榄油、葡萄酒还是农民家庭作坊生产的），或者去城里做临时工等等赚取外快，他们的实际收入要比出卖粮食要高得多，至于能高出多少，不妨认为这部分收入和粮食收入差不多吧（尼斯福鲁斯一世的规定，有的村社没有足够富裕的农户，则采用几户合力支持一人出兵役的方式，他的标准是每个士兵应该得到村社18.5个索里达的财力支持）。
而实际上很多农兵还会把自己的土地出租出去，自己收租金，然后在城里经营生意。
第四是军饷的问题。除去农兵自己土地的价值、每年的土地收入（含租金）之外，还存在第三份收入，即军饷。千万不要以为军区制不发军饷啊，军饷还是发的，只是相比4-7世纪的常备军时代有了大规模下降，维持在3-9诺米斯玛/年（仅指普通士兵）。
第五，千万别忘了，农兵是免税的。
对于12金镑，，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份巨大的土地了。尼二其实是规定超出这个的土地才能拿来交易，也就是说，这么大规模的土地才能保证一个农兵提供“适当”的装备和营养水平，应该更接近实际操作的最低标准，很明显，拜占庭并不是把达到法定最低标准的农民就一股脑变成农兵。我个人认为这个相比上面那个最低标准更有参考意义。
综上，农兵可不是什么小农，丫全是富人啊，放到现在，你不是住别墅开保时捷的就没资格当兵啊，这部分人本来就不会很多，自然不可能是遍地都是农兵。
3、土豪当兵的治军思路缘起
有三个主要原因：
首先，古典时代流传下来的能者多劳思想。希腊社会一直强调能者多劳，在古典时代，城邦里最富裕或地位最高的公民在战时会站在方阵的第一排，如果不让他们站在第一排，对他们来说是巨大的侮辱。而到了军区时代，则体现为富人们先拿起武器去保家卫国，成为农兵是一种荣耀（当然也有免税的吸引和进入体制内好往上混的便利）。
其次，君士坦斯二世的应急需要。其实把土地分给农民变农兵并非常规手段，事实上只有君士坦斯二世大规模干过，他当时把绝大部分皇家庄园拿出来，分给剩余的军队和叙利亚的难民，他们成了第一代农兵，重奖之下必有勇夫，在这群死士的帮助之下，君士坦斯二世挡住了阿拉伯一度不可阻挡的攻势。
第三，精兵路线。军队需要装备支撑，只有富人才能支持一套高质量的装备，以至于约翰一世时代农兵的装备水平可以和精锐的御林军媲美，另一个是他们更容易混入体制，所以也需要保证他们的整体素质，有钱就能接受更好的教育，这也算是一个不那么好看的通理吧。
补充一点：关于农兵的土地
农兵是自己带土地参军，而不是参军了政府发给土地。拜占庭是个无限私有制社会，把公地划归私人成为私产之后再收回变成公地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除非政府花钱赎买。
历史上国家出土地分给某个人让他成为农兵只有一次，即上文提到的君士坦斯二世，而他拿出的是皇室土地，根据特里高德的说法，因为这一招让君士坦斯二世的皇室收入一下子减少了一个0，而国家财政却没有这样严重的动荡。再考虑到4-7世纪皇室土地主要分布在小亚（安卡拉附近最为集中，狄奥多西二世每年夏天都会去安卡拉避暑，顺带处理皇室财务），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第一批军区出现在小亚。
拜占庭农兵骑兵的水平？要按相对富裕程度算的话，够你在北京老城买个四合院吧。
确实比较类似共和国时期的罗马公民兵，但是门槛要高得多。东罗外部环境比共和国险恶得多，主要还是治军思想变化吧，精兵路线取代了多多益善。加上之前几百年的制度经验，与农兵相配套的军区制实际上是4-7世纪行省和边防军的融合，组织上比古代公民兵要严密的多。其实迦太基也没能威胁到罗马城，但是阿拉伯人可是数度围攻君堡哦，安纳托利亚才是东罗的国本哦。不过话说回头，如果不是东罗社会11世纪从内部被瓦解，国本也不会丢
农兵土地门槛的衡量标准并非承担必要的装备，还要保证农兵有足够的营养水平，有充足的闲暇时间，能承担一定时间的粮草补给等，此外还有对军事行动风险的预先承担能力，以及希腊传统上的能者多劳思想。至于1摩迪的土地规模，很难说，有大有小，而一般肥沃也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换算成钱即可
1、后来的普罗诺埃制在制度设计上和农兵并无本质差别，只是运行的时候有差别，2、土地兼并中农兵这群土豪是冲在最前面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3、拜占庭衰落并非因为军区制的衰落，军区制只是农兵变成了普罗诺埃，将军头衔升级成了公爵，衰落是因为政治社会平衡被打破。
而且英语里面farmer和peasant不是一回事，其他西语中也一样，但是我们经常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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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要从另一个方向问: 拜占庭有没有小农,小农在自然灾害和战争的打击下破产的情况多不多?政府有没有保护非农兵的小农的措施?
我看到的材料里面一般强调的是以下几个事实(我不敢确证是否一定真实):
1 拜占庭帝国的收入主要还是农业,尽管其工商税收不少,比例各书的看法不一致
2 既然农业是帝国的主体税基,而且古代矿业的产出并不高,所以工业的大部分原料也是农业产出的,这样农民无疑是帝国最重要的财富来源
3 小农是农业部门中最脆弱的部分,因为他没有能力对抗政府的税收和劳役负担;反倒是楼主所述的农兵阶层,看起来完全有和中央对抗的本钱;再高层的贵族,则会想尽办法获得免税的权力
中国明代的情况是,政府较为慷慨的给与官僚阶层免税的优惠,官僚层利用庇护的名义兼并小农的土地,等于是官僚和农民合伙瓜分应该上缴给政府的钱(当然是官僚所得更多,但农民也不可能一无所获,否则不会大批的托庇于大官僚),这就是徐阶能够兼并几十万亩土地的原因
总之到了自耕农数量大批减少的时候,政府的基础收入农业税就没有保证了,只能从专卖/商税等方面想办法,而古代的经济模式下面,专卖和商税的增加也不是那么可靠的
清代的财政状况较明代为好,其原因之一是,清代对汉族大官僚地主的政策较为严厉,免税范围大大减小(所谓的雍正的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而且早期执行的相当严厉(清代初期,汉族大地主在一定程度上是打击对象),二是清代最终废除了人头税,摊丁入亩之后,农业税负担相对平均化
相应的情况是否在拜占庭帝国的中期存在?类似的情形,我能看到的是,伊琳娜时期,(女主通常都这个毛病,耳朵软,乱花钱)发了很多免税的特权,结果当然财政吃紧.算账出身的尼基弗鲁斯一世上台之后,逐渐收回了免税的权力,此外尼基弗鲁斯好像和王安石一样曾经规定国家独揽信贷,只许政府放贷牟利(具体细节记不清了),此外他还用其他方法强取豪夺,一个逸事是请一个富商吃饭,然后讹诈了后者大部分财产
差别是,拜占庭帝国中期人口不多,很多修道院还组织垦荒呢,土地兼并似乎并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帝国的财政问题是否因为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而吃力,我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论述,哪位能介绍些和厉以宁那本书不一样的具体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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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这个虽然和本贴没啥关系，不过还是可以说说这个话题，这里先只讨论中期拜占庭的情况
1、拜占庭财政收入确实还是农业为主，只不过工商业收入相对其他国家要高，达到20%以上。（参见拜占庭经济史、图兰大学肯尼斯哈儿教授的讲义）
2、农业确实是帝国最重要的财富来源。（参见同上）
3、农兵是免税的，大地主中非常大一部分就是农兵，他们从制度上免税。但是拜占庭农业税实行联保税制，即政府普查每个村社应交税金总额，并根据每户土地规模下达，如果出现某一户不能完税的情况，就要其他人家替他交齐。而通常作为村庄里的望族的农兵或其他大地主会出这个钱，这既是古代贵族要补足地区税收的传统的延续（购买人心），也是基督教要求人们乐善好施的影响（购买天堂门票）（参见同上，剑桥拜占庭史，剑桥中世纪史，其他拜占庭史著作也会提及这个）
4、除去制度上免税的，一些大地主确实会利用职权偷逃税，但是似乎并不严重，虽然土地兼并的情况一直存在，但是土地分散的情况普遍存在，即一些人发了财会去购买他人的土地，一些人去世了则会把自己的土地分给自己的儿子们，所以虽然我们没法知道这两个过程的总量是否平衡，但是从利奥三世上台之后直到在瓦西里二世去世之前拜占庭的财政收入一直在稳步增加来看，似乎是基本平衡的，也没有看到有人抱怨税率太高。（参见同1）
5、小农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大规模破产的？这个真的很难下定论，罗曼努斯一世的立法最为著名，但是要注意背景，他是在927-928冬季严寒粮食欠收的时候才发布敕令警告富人们不要趁人之危的，就像现代国家会在遭遇重大问题时发布命令警告不要囤积居奇一样。小农真正大规模破产应该是在瓦西里二世开始到科朝，瓦西里二世培养了一大批新贵族，这一时期虽然有一小批旧贵族被用各种理由打击，但是没收的土地他只是自己留着或给了亲信，并没有分给小农（当然拜占庭社会也不能理解打土豪分土地），我们也看到海量新的大地主崛起，比如科穆宁家族在这一时期把整个科穆宁镇的地都搞下来了，几乎成了他们家的“封地”，福西耶研究说，根据11世纪的各路记载，因为大地主们的迅速崛起，拜占庭农村开始变得空空荡荡，也是在这个时期，拜占庭的财政收入开始下滑，农业税越来越难收，到曼兹科特之前，财政收入大概只有约翰一世时期的1/3，阿莱克修斯干脆外包税务，反而有所回升，但是贸易特权又压垮了工商业税，所以曼努埃尔登基时面临财政极度困难的状况。（参见同3）
6、我们需要注意一点，从古典时代开始，东地中海就有很多大地主，直到10世纪，他们一直和小农保持着平衡，君士坦丁大帝也好，狄奥多西大帝也好，查士丁尼大帝也好，都没有出手打击过他们，他们兼并土地并没有给帝国带来什么问题，因为一部分在兼并的同时另一部分也在分散，所谓富不过三代，还有一直进行的垦荒。应该说，只要政府不发生大的政策失误或遇到非常大的灾害，这种平衡就能保持下去，当瓦西里二世开始大规模培植新贵族的时候（这在之前从来没发生过），大开绿灯的新权贵们就真正成了小农杀手，在帝国成为三派斗争的竞技场的那五十多年里，小农几乎灭绝，这也是社会平衡彻底崩溃的表现。东罗马的大地主激增和西罗马（不含意大利）不同，西罗马是因为开发时间短，为了吸引移民，一开始就大家圈地圈出了很多大地主，其实西罗的大地主数量也是一直保持基本平衡。而东罗马的大地主激增则和共和国后期意大利的土地兼并有些类似，即政治得势人群借助特权疯狂增殖。
7、那么农兵消失了吗？没有。他们一部分消失了，另一部分变成了大地主，蜕变成了普罗诺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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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的回答，但是真正的小农的问题 并非 和“农兵制”无关。我前面就提到过类似的想法，即 苏联的历史教科书以及受影响的天朝的史学界，存在主题思想先行，打了枪再画靶子的惯例
因此，苏联人讲的“封建制”、“农兵制”和西方史学界精细定义的“封建制”、“农兵制”不可等同视之
别的不说，尼基弗鲁斯一世规定的： 村社没有足够富裕的农户，则采用几户合力支持一人出兵役的方式，他的标准是每个士兵应该得到村社18.5个索里达的财力支持，这个兵算啥？他的财力达不到农兵的标准，但他也不是雇佣军，而且从吧里其他材料看到的，这种村社支持的士兵，和其他财力达到水平的农兵混编，受当地军区将军统一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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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是我表述的不清楚，应该说这帖子主要是在说农兵是不是小农，而不是说小农的兴衰。
小农和农兵自然是分不开关系的，社会阶层的划分其实并不像苏联史学所鼓吹的那样机械，苏联史学给我们造成这样一个印象：农兵是农民，他们和权贵是对立的，但是事实是这样吗？非也。很多权贵本身也是农兵，福卡斯家族也好，库库阿斯家族也好，他们也是农兵，虽然他们非常富有，而且常常能混到将军，但是他们依然是农兵，或者说，上至军区将军，下至普通军区士兵，他们都是农兵。
同样的，如上面反复说多的，家庭的兴衰也是飘忽不定的，尤其是早期和中期拜占庭这种流动性很强的社会（迪吉尼斯传奇就是个很好的写照），直到三派大乱斗之后社会阶层才相对固定。而私人生活史里提到过拜占庭一种比较盛行的生活方式，即忙了一辈子，到老就大规模捐赠自己的财产，甚至裸捐，然后进入修道院投身慈善，修行养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社会流动
另外关于你说的联保兵的问题，应该说能体现两方面的问题，其一这是联保制的进一步延伸，可见联保制在当时拜占庭社会有多么普遍，而古代的社区概念依然充满生命力。其二是农兵不是随随便便什么小农就能做的，很多村庄甚至一个都出不了，要知道，18.5诺米斯玛是支持，他还有自己的产业，还有国家发给的军饷，还有免税，被选作联保兵的人是非常幸运的，他的收入水平一下子就达到了乡亲们三四倍的水平（当然也有丢小命的风险，无风险无收益嘛）。
我还想补充说明一下，关于小农是否构成国家财政命脉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结论还不能下太早，因为这种相关量化研究还没人做过，非农兵土豪的偷逃税情况有多严重也没法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所以很难说农业税里面有多少是小农交的，有多少是大地主交的。11世纪财政收入的骤降应该主要还是因为社会秩序的崩溃，而不仅仅是小农的衰亡。科朝财政收入低下主要是因为税务外包，大部分税款被包税人截留，国家只能得到很小一部分。只能说小农在国家财政中相当重要，但是有多重要尚不好说。
PS：联保兵的数量目前没有定论，只能说有这个立法，具体有多少不好说。我觉得吧，联保兵甚至有可能是贫农，或者根本不是农民。
科朝使用包税制，其实是整个行政权利的承包，而不只是税务，中央将某个地区的行政权利交给当地的某个大地主，这个大地主要为中央提供一定数量的兵员和钱财，至于这位官员自己收了多少税中央是不管的，应该说是一种合法的截留。科朝建立时的困境是整个社会都瓦解了，国家在崩溃的边缘，为了最快速度的重建社会和国家，才采取了权利承包制，国之将亡，人人自保，对愿意承租的人的让利是非常巨大的，不然也不会有人愿意承担这个风险。这种制度对百姓的压迫他们应该是有所考虑的，所以曼努埃尔致力于重建中央集权。任何权利承包的最大危害就是自私，国家是自私的，它只要自己需要的那部分，至于老百姓的死活，与自己无关。承包人也是自私的，他只要把国家那部分交上去，老百姓的资产任其掠夺。这无论如何都与国家的公共属性违背，所以君士坦丁大帝废除了这一制度。你不能仅仅为了省事就用这种吃人的制度，国家是社会的外壳，社会是每个人组成的，如果你毁灭了个人幸福，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所以元首制罗马混乱不断，科朝复兴危如累卵。换句话说这不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或许可以短时间内集中资源解决生存问题，但是社会会加速瓦解，到时候国家的瓦解也只是水到渠成了，这就是3世纪和12世纪末罗马两次瓦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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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1：军区的建立、第一代农兵的来源和军区对君士坦丁体制的继承
从目前可以证实的最早的关于军区的遗留性史料来看，最早的军区出现于君士坦斯二世当政时期，分别为安纳托利亚军区和亚美尼亚军区。
这两个军区的农兵来源很有意思，安纳托利亚军区（希腊语意为“东方”，等同于拉丁语的Orientalis，即黎凡特地区的东方行政区）的第一批农兵来源为东方野战军的残余部队和东方行政区逃亡来的难民，并在此后百余年间一直是难民的首选居留地，日后成为皇帝的利奥三世即为其中一员。君士坦斯二世将皇室的土地分给这些难民和残兵，并且免除他们的赋税义务，但是需要服兵役，分给他们的土地相当大，于是难民和残兵一方面对皇帝的慷慨和仁慈感恩戴德，一方面对侵占家园的侵略者深恶痛绝，使得他们成为极有战斗力的一支部队，成为帝国东南边界的铜墙铁壁。
亚美尼亚军区与安纳托利亚军区类似，但也略有不同，一方面亚美尼亚野战军受损似乎并不是特别严重，他们构成亚美尼亚军区的主体，其次是当地的居民，他们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亚美尼亚人，另一部分就是被阿拉伯征服的亚美尼亚来的难民。至于他们的动力，倒是和安纳托利亚军区差不多了。
安纳托利亚军区和亚美尼亚军区的军事作用事实上和过去的边防军是一样的，他们也有很多要塞，这些要塞在波斯战争中没有怎么受到破坏，在阿拉伯人进攻时（他们通常进攻安纳托利亚军区），他们会依仗这些要塞阻击敌人，要塞间互相支援，击退敌人，如果无法击退敌人就将他们拖住，等待当时尚未消失的中央军、野战军或亚美尼亚军区的支援，内外夹击。一言以蔽之，和过去的边防军作战方式一样。阿拉伯人为了因应这种防御手段，采取了过去罗马帝国进攻帕提亚的做法，即绕过堡垒快速进军直扑首都，但是这样的问题是，当阿拉伯人的大部队前进时，安纳托利亚和亚美尼亚军区的部队会以堡垒为基地切断他们的后勤，使得阿拉伯军队无法得到人员和物资补给，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因此我们看到阿拉伯人几次围攻君士坦丁堡都是意志的比拼，城外的进攻军队日子过得比城里的百姓和军队还要苦，而一旦被拜占庭抓住破绽击败或是物资耗尽准备撤退，这些疲惫之师又会被以逸待劳的军区部队截击，结果往往非常凄惨，阿拉伯军队进攻君士坦丁堡没有一次能够全身而退。
可见军区制的建立并非一次改天换日的改革，在军事组织上他们仍然延续了君士坦丁大帝改革后建立起来的军事原则，而军区将军兼任地方行政管理则免去了文官对军队的牵制，这一点相比晚期古典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也让军队将领重新获得行动自由，发动内乱，我们看到，在军区制建立之后不到50年，军区将军就拉起了反旗并成功夺取了皇位，而这在330年以来东帝国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此处更强调成功夺位，602年那一次也应归结于莫里斯丧尽民心军心福卡斯获得了文官的支持，希拉克略也是被中央文官和市民代表邀请叛乱的）。但是成效还是非常显著的，君士坦斯二世不可思议的挡住了阿拉伯人的进攻，他得以离开东部，去西部重组帝国的资源，为反击积攒能量。
补充二：akritai边民
虽然希腊语akritai和拉丁语limitanei同义，但是将其翻译为边防军容易造成误解。4-7世纪的limitanei是正规军，而8-10世纪的akritai是准军事组织。它到底是人为建立的还是自发形成的暂无定论，迪吉尼斯传奇认定这是迪吉尼斯建立的，但并没有遗留性史料或更有说服力的叙述性史料予以证实。
事实上边民的出现更有可能是因应了穆斯林的圣战者。对于圣战者，《阿拉伯通史》写到：“依照惯例，（阿拉伯人）每年进行三次侵略，一次在冬季，从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第二次在春季，从五月十日起，继续三旬，第三次在夏季，从七月十日起，继续六十天。这样的侵略，既可以使军队随时有充分准备，又可以净赚大批战利品。”不堪其扰的拜占庭边境居民也武装起来，每年定期发动对阿拉伯领地的进攻，烧杀抢掠，然后每隔几年会谈判交换俘虏（但是因为大部分俘虏都被救回、先期释放或卖为奴隶，可进行交换的俘虏并不多），不过边民并不像圣战者那样为安拉而战，他们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财产而战。
边民在尼斯福鲁斯二世和约翰一世的光复战争中充当中央军的辅助部队，并大大的捞了一笔（从托鲁斯山到尼西比斯和耶路撒冷，都是他们的乐园），但是他们在瓦西里二世统治时也没能逃脱当时大部分农民的下场——破产，而约翰一世收复的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丢失也极大地压缩了他们的活动空间，11世纪上半彻底消失。
曼努埃尔大帝曾经重建过这个准军事组织，并一直存续到拉斯卡利斯王朝，一支库曼部落也被安置在小亚边境，编入akritai，被有些人曲解为”重建军区制“。akritai在帕朝时被编入正规军，但是似乎并没能阻挡帕朝的军事溃败，14世纪前半再次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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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克里先着手改革罗马国家的治理体系之前，罗马共和国横向治理体系最贴切的表述为它是一个殖民帝国。它的国家组织和17-20世纪的那些殖民帝国并没有什么不同，反倒和君士坦丁改革之后的帝国有着天壤之别。我们可以梳理一下，元首制罗马共和国与17-20世纪的殖民帝国在横向治理上至少有5处相同点：
1、元首制罗马的本土是意大利，意大利由中央政府——尽管这个中央政府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缺乏足够的组织度——直接管理，拥有着独立的行政区划和官员任免体系，并且享有无与伦比的政治地位，这与17-20世纪那些殖民帝国的母国是同样的。而君士坦丁改革之后“本土”的概念不复存在。
2、元首制罗马的各行省——无论公共行省还是元首行省——则是另一套管理体系，由中央政府派出的代表全权统治，这与17-20世纪的那些殖民帝国的做法也是如出一辙的。而君士坦丁改革之后，除首都外，所有地区的地方管理系统是一致的，也不存在政治地位的高低差异。
3、元首制罗马的意大利的所有本地自由居民都是公民，他们的地位也比行省居民高，行省的居民绝大部分都不是公民，少数公民要么是来自意大利的移民，要么是地方上的实力人物获得了公民权，而行省的公民相比意大利的公民，其政治地位也是要略低的，这与17-20世纪的那些殖民帝国的做法也是一致的，这些殖民帝国的海外公民地位也同样不及本土公民，如西班牙帝国将殖民地出生的西班牙人（“克里奥尔人”）排除在殖民地教会与官僚队伍之外，殖民地由本土出生的西班牙人统治；法国将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称为“黑脚”，并在政治和社会上受到歧视；英国殖民地公民在税负等方面均与本土公民不同，等等。而君士坦丁改革之后，所有罗马公民（此前在卡拉卡拉统治时期所有自由民都获得了公民权，但并不代表意大利和行省的公民地位关系发生了变化）的政治地位都平等了，不再有差别，这也导致了地中海周边的居民都真正开始认同“罗马人”的身份。
4、我们通常会注意到罗马行省分为公共行省和元首行省，而17-20世纪的殖民帝国也会对殖民地进行类似的分类，如英国殖民地分为“英王殖民地”和“业主殖民地”，它们的责任主体不同，但它们与本土的关系却是一致的。而君士坦丁改革之后，虽然行省总督的官职会有差别，但行省之间的地位并无差别，也更不会影响到其居民。
5、虽然存在着对行省公民和自由民的歧视，但是在对行省的统治中，虽然总督通常是来自意大利的罗马公民（或少数来自行省的公民），他们有几位公民顾问，但他们对地方的统治是由大量当地实力人物来进行的，包括包税人、各地的管理机构（它们有的是城邦，如希腊诸城邦；有的是部落，如高卢和不列颠；有的甚至是王国，如帕尔米拉，有着自己的国王）、神职人员等，甚至军队也吸纳大量行省人参军，起先是从其他行省招募，后来干脆从本省招募。如果我们联系一下英帝国，就会发现它们惊人的相似，虽然总督是英国人，有几位英国顾问，但地方管理中保留了大量本地人，甚至国王（如印度的土邦），军队中殖民地人也越来越多，殖民帝国的维系依赖于殖民母国统治者与当地实力人物的合作。
因此，元首制罗马是一个以意大利为本土的殖民帝国，与君士坦丁改革之后的单一制帝国是存在着天壤之别的。
图拉真以外省公民身份成为元首，恰恰是这个殖民帝国体系开始松动的表现。但是他的成为皇帝并不代表外省公民就和意大利公民政治地位平等了，他靠的是军队的支持，这就是元首制罗马纵向体系在起作用了
二
东兴西废原因探讨：
1、“西帝国灭亡”事件的性质与其重要性
公元476/480年，西帝国真的灭亡了吗？新史学派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哈维鲁滨逊认为，“西帝国灭亡”事件根本就不存在，因为“西帝国”就没有存在过。那么这篇文章探讨的内容是什么呢？答案是一个事件，即476/480年，西部的罗马人中央政府终止运作，为了便于表述，符合习惯，楼主仍然把这一事件称作“西帝国灭亡”。
那么西帝国的灭亡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事件？
晚期古典时代经济史和社会史大师亨利皮朗从当时留存下来的经济记录和考古资料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476/480年在经济史上无足轻重。在这前后，罗马的东部和西部贸易联系未受影响，西部的经济仍然正常运作，大量的货物从东部进口而来，西部的城市也仍然保持着活力，西部经济真正的衰落发生在阿拉伯入侵，8世纪之后，东西部的贸易联系逐渐断裂，海关停止运作，城市衰败，公共建筑开始荒废，经济记录上来自东部的舶来品（以香料为甚）开始变得金贵。
奥唐奈则从晚期古典的个人经历上得出了另一个结论：476/480年在社会史上无足轻重。在这前后，罗马西部的社会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元老阶层继续繁荣，市民活动仍然继续。罗马西部的古典文化活动也没有衰落，姑且不论格里高利一世这些基督教学者，古典意味十足的哲学活动也依然繁荣，不要忘了，最伟大的用拉丁语写作的哲学家波埃修斯就是这一时期的（《哲学的慰藉》）。罗马西部和东部的社会联系也没有切断，西部居民在东部担任官职、混的风生水起的不在少数（尤其是狄奥多里克三金刚），东部居民在西部蛮族国王那里担任官职的也很多。
李格尔则从晚期古典的艺术发展上得出了第三个结论：476/480年在文化史上无足轻重。罗马的艺术风格变了，大家不再喜欢写实主义，而代之以写意，但是这一变化并不是发生在5世纪，而是从元首制时期就已启动，在查士丁尼时代完成。
由此可以看出，476/480年并不是一个经济转型、社会崩溃、文化灭绝的断点，这前后根本没有发生值得一提的重要转折事件，一切都在照常运行。而唯一的断点（政治），其性质也是史学家们争论的焦点，毕竟这之后芝诺成为了帝国的唯一皇帝，西部在政治上归君士坦丁堡的中央政府管理，只是不再是中央集权的直接统治，而是一个个自治区与东部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区域组成的“邦联”。
所以，西帝国灭亡了吗？这里就不去争论这个问题了，楼主所要探讨的是，为什么东部的中央集权完好无损，而西部的却崩溃了。
2、比较探讨：西部与东部的殊途缘由
从两个方面去探讨这个问题：作为基础的经济和作为上层建筑的体制，兼谈文化与社会意识。
（1）经济因素
其实经济因素已经是被谈烂了的主题。
在三世纪大混乱之前，东部经济一直要比西部经济繁荣，东部拥有更多的人口，更密集、更大规模的城市，更繁荣的手工业和更商贸联系。三世纪大混乱造成了地中海社会的巨大经济倒退，货币信用崩溃，工商业停滞，城市衰落。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大帝以相当粗暴的手段（控制物价以强制推动良币驱逐劣币，禁止放弃职业以强制祛除无业游民问题）有效重建了帝国经济。截止狄奥多西大帝去世，全国范围内的货币信用已经重建，东部帝国商品经济复兴，并将在下个世纪和下下个世纪达到极盛，超过元首制时期（外部表现为罗马商人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展，内部表现为城市的繁荣、税负下降的同时税收上升），而西帝国因其本身基础稍差，三世纪混乱造成的破坏更大，未能实现经济上的完全复兴，货币和实物交换并存，城市复兴有限（表现为高卢城市较小的规模）。
农业结构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问题，西部的大庄园经济从共和时代后期就开始大规模扩展，到5世纪已几乎成为农业主流，但是在东部，情况不一样，大庄园虽然也繁荣，但并没有成为主流，大量自耕农存在，在叙利亚的罗马村庄遗址中，可以看到，4-6世纪的罗马村庄不仅仅是人们居住的地方，往往还有很多“其他设施”，如橄榄油作坊，澡堂，旅店，以及最重要的——教堂，这足以看出当时东帝国农村的富裕以及自耕农的繁荣（试想，如果他们都是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的隶农，那么这些公共设施存在的意义何在？）。大庄园的危害性不用赘述，这里简单探讨一下东部和西部大庄园不同命运的原因。为什么西部的大庄园经济会比东部发展的快得多，快到皇帝甚至来不及作出反应？（对比马其顿王朝与大土地所有者的两百年缠斗）这其中的原因，一来是元首制时期西部较高的政治地位，元老们都集中在西部，他们握有大量经济和政治资源，可以大规模兼并土地，而在东部，并不存在这样的生力军，即使是君士坦丁堡成立了元老院，以文职官员组成的新元老阶层在政治和经济资源掌控力上也是无法与西部的旧元老们抗衡的；二来是3世纪动乱、5世纪军阀混战导致了自耕农的大规模弃地，大庄园的自卫能力更强，所以他们生存了下来，并取得长足发展，奥唐奈就提到了5-6世纪在高卢常见的大庄园主“俱乐部”。
但是这种经济上的差异真的给政府的延续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了吗？从现象上看，未见得。从瓦伦蒂尼安一世时期的财政情况来看，西帝国并没有遇到非常显著的财政困难问题，皇帝仍然有能力供养大规模的常备部队，并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瓦伦蒂尼安一世去世之后，西帝国仍然有能力对东方发生的问题作出支援（这里指亚得里亚堡战役后的军事与财政问题，以及斯提利哥试图控制阿卡迪乌斯的东部政府），直到瓦伦蒂尼安三世，皇帝才开始大量用自己的私产去支援国库，并津津乐道（徐佳玲）。但即便如此，马约里安皇帝仍然能够纠集一支大规模的部队，收复了大半个西班牙和高卢，并组建了一支庞大舰队准备进攻汪达尔人（结果被汪达尔人偷袭，计划失败）。可见直到马约里安（450s），西帝国的财政虽算不上宽裕，但也并没有困窘到养不起政府和军队的境地。不过不可否认，较差的经济基础使得西帝国在面对长期压力时缺乏续航能力，即使西帝国没能撑到续航能力彻底耗完的那一天。
（2）体制因素
既然经济上的因素并不是那么明显，那么就转向体制的考察吧。
共和国晚期以来（马略之后），罗马军队事实上成了军事将领的私军，到了元首制时期，这种局势没有改变，如果元首能有效控制军事将领，那么军队就是元首的私军，如果元首无法有效控制军事将领，那么军队就成了将领们的私军，加上军政不分，军事将领在掌握了军事、政治和经济资源之后，接下来的往往就是内战，三世纪大混乱则是这一痼疾的集中爆发。
君士坦丁大帝的改革再次实现了军队的国家化，并实现了军政分离，军队不再是军事将领的私兵，单个将领能控制的军队规模和时间都被大大缩小。但是应该承认，这一体制还不完善，军权和政权没有彻底分离，最高军事长官的存在使得军队指挥权过于集中，军队在设法取得政治和经济资源之后仍然有能力发动叛乱（如4世纪发生在西部的几次大规模叛乱）。狄奥多西大帝的改革终结了这一问题，他取消了最高军事长官（东部），各路军队都直接听命于皇帝，又大大加强了文官政府的权力，把军需事务完全转移给了财政官员（大区长官和圣库），缺乏暴力资源、受制于复杂的均衡机制、更高的文化教育水平，位决定了文职官员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攫取过大的权势，也深知自己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他们必须依附于皇帝，或至少以皇帝的名义合作。狄奥多西大帝理顺了军政关系，即军政分离，军受制于政。这也就是为什么狄奥多西大帝到福卡斯之间东帝国很少发生军事叛乱，而这些叛乱无一成功（甚至上不了规模）的原因。
但是很可惜，狄奥多西大帝的好人品使他没能及时接管西部，而他接管西部之后的突然去世又使得他在东方进行的体制改革无法推行到西部，东西部的这种体制差异最后要了西帝国的命。
这里我们可以从下图对比一下经过狄奥多西改革之后东帝国和西帝国军事管理体制的差别.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狄奥多西大帝及他去世之后事件。狄奥多西大帝主要统治范围是东帝国，只在去世前很短一段时间内同时担任了东部和西部的最高君主。
临危受命即坐镇萨洛尼卡，连打带哄收服了哥特人，把他们变成了帝国军队的完美肉盾（哥特人多次抗议，但没有结果），阿拉里克也成了他手下的一员骁将。随即与波斯帝国周旋，瓜分了亚美尼亚，西部划入罗马直辖，东部在波斯名义下自治，其基督徒受罗马帝国保护。与此同时，他开始推动东帝国的体制改革（上文），并开始着手处理朱利安迫害之后基督徒与多神教徒的仇杀造成的巨大社会动荡，他的手段即系统取缔多神教以终结冲突（在无法调和矛盾时长痛不如短痛，事实上他对多神教徒并不苛刻，而只是关闭神庙，如亚历山大的多神教徒趁基督徒礼拜时冲入会场砍杀，被基督教徒反扑围在塞拉皮斯神庙中，狄奥多西大帝的处理是“交出神庙，保证人身和财产安全”，并派军队保护多神教徒不受愤怒的基督教徒侵犯），以及处理基督教不同派别间的问题。在他统治期间，东部稳定而繁荣，并走上了“可持续发展道路”，西部却两次陷入大规模叛乱，马克西姆斯和尤金，两次都因大权在握的军事将领谋反而起，两次都被狄奥多西大帝荡平，第一次荡平后狄奥多西大帝将西部帝国还给了瓦伦蒂尼安家族，第二次荡平后因瓦伦蒂尼安家族灭绝而自己戴上西部皇冠。
狄奥多西大帝突然去世后，他平定尤金的部队（堪称狄奥多西大帝的精锐部队）和斯提利哥、阿拉里克等大将留在了西部，而鲁非努斯、尤特罗皮乌斯、安提米乌斯等主政文臣留在了东部，只有盖那斯一员大将留在东部。常理说起来，西部这时候军事力量更为强大，而东部颇为空虚，只有一群文弱书生替软弱的小皇帝把持局面。但是结果呢？斯提利哥马上开始夺取大权，排挤走了阿拉里克，阿拉里克设法纠集起哥特人开始复仇，西帝国几乎马上就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而此后，君士坦提乌斯、君士坦丁等将领也先后扯起反旗，汪达尔人等趁虚而入，开始攫取西部的土地。反观东帝国，大将盖那斯试图谋反，但是被文官们轻松搞定，国内局势稳定，蛮族无机可乘，强悍如匈人也只能在巴尔干北部捞点便宜，最后被文官们的“糖衣炮弹”请走，甚至没有和罗马军队像样的打上一仗，而当以强硬著称的马西安登基后，东帝国对匈人的凌厉反扑也证实了狄奥多西改革的成功。
在此之后，西帝国仍然出现了一系列能力杰出的军事将领，最著名的便是埃提乌斯和马约里安。埃提乌斯平定勃艮第，击溃匈人（阿提拉被围在中间，坐在柴堆上准备自焚）。马约里安几乎摆平了汪达尔人以外的所有已经进入帝国的蛮族。但是西帝国致命的体制缺陷总是让他们功亏一篑，军政冲突导致了埃提乌斯被杀和瓦伦蒂尼安被杀，里希摩尔和马约里安两位军事实权人物的争斗导致了马约里安被杀，军事上的努力反而成了国力的进一步消耗，而未能产生积极后果。
从这里，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军事资源暂时不足的东帝国在强大的狄奥多西式的文官政府维持下如何保持帝国的稳定与繁荣，而军事资源暂时更为充沛，名将辈出的西帝国如何作死。
那么，西帝国是怎么错过“最后的机会”的？私以为，这便是狄奥多西大帝的突然去世。
（3）社会意识的影响
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对西帝国的衰落是否附有一定的责任？众所周知，4世纪之后罗马帝国的社会意识核心是基督教的，可以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可以考察几个常见的观点。
a、基督教将罗马帝国整合为一个单一社会？
这个说法是近代以来晚期古典史学家们最常见的观点，这一观点是没有问题的。整合为单一社会后，罗马帝国在抵抗外敌时确实表现的更为高效，但在4世纪晚期后，就几乎局限在东帝国了，西帝国的经济与体制问题最终盖过了基督教提供的共同社会认同感，基督教对西帝国的存续已是无能为力。
b、基督教削弱了罗马人的尚武精神？
其实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信仰基督教后罗马军队的表现。先看征兵，逃避兵役在整个帝国时代都十分严重，这与基督教或非基督教并无关系，但是如果考察一下戴克里先和朱利安时代两次迫害都要面对军队中大量基督徒的问题，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既然某些人认为基督教导致了尚武精神的缺失，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基督教徒？朱利安的军队中基督徒已经多到了让他无法驱逐的地步（当时基督徒占全国人口勉强过半），而他一死，军队马上选举了一位基督徒做皇帝，甚至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而那些骁勇的蛮族，除了匈奴人，可个个都是基督徒。基督教反对杀戮，但是也强调信徒间的互相帮助，强者有义务保护弱者，基督教削弱尚武精神的说法无从说起。
c、罗马人自信的丧失导致了帝国的崩溃？
这一观点颇为常见，在盐氏的书中甚至被推为罗马帝国崩溃的主要原因。但是这经得起推敲吗？为什么只有西部崩溃了，而东部完好无损？他们在“民族自信方面”应该没有显著差别吧。
d、基督教漠视现世？
这是个误解。有的人认为基督教是出世的，但是事实上，基督教只是终极目标出世（上天堂，而非传统希罗多神给予现实好处，但伊西斯、密特拉等元首制时期军中盛行崇拜的终极目标也同样是上天堂），对于实现目标的过程却是入世的，如友爱互助、遵纪守法、抗击强暴等，而非其他军中盛行多神崇拜的仪式遵守。从教会的行为来看，基督教漠视帝国的说法也不成立，盖那斯叛乱和铲除阿斯帕尔的行动中，君士坦丁堡教会出力不小，后一次甚至是教会挑头；狄奥多西城墙是面对匈人可能的进攻时教会组织修建的；希拉克略要放弃君士坦丁堡西逃时，是塞尔吉乌斯牧首拦住了他，并提供教会的全部财产任其使用，希拉克略远征波斯时，是塞尔吉乌斯牧首组织了君士坦丁堡保卫战，赶走阿瓦尔人和波斯人的联合进攻；阿拉伯入侵时，耶路撒冷等城的抵抗都是由教会组织的。以上都是东帝国的，那么西帝国呢？奥古斯丁是希波抵抗汪达尔人进攻的组织者，而他只是保卫城市的众多主教中的一个；阿提拉聚拢残兵南下意大利，是教宗大里奥冲在最前面赶走了匈人；西帝国灭亡后，教宗是罗马城的实际管理者，格里高利一世为了保护罗马城抵抗伦巴第人，可谓殚精竭虑；圣像破坏运动时罗马教宗们更是为了保护意大利的居民多次向皇帝苦苦哀求。如果漠视现世，又何必如此麻烦，直接被异教徒或异端杀死不是更好，直接成殉道者了。
那么社会意识对西帝国灭亡就没有影响吗？答案是否定的。
正如弹簧绷紧时间长了就会变形一样，社会承受外敌入侵压力太大也会产生问题，这在军队中可能更加明显一些，蛮族的密集入侵，西部的频繁叛乱，军队疲于奔命，这对军队的战斗力绝对是有害无益的。社会的动荡使得人们把对安全的追求放在了第一位，所以他们宁可放弃财产也要寻求庇护，这刺激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前文已述）。
3、结论
东部和西部的殊途，归结起来有如下主要原因：
（1）西部经济基础更差，使得西部在面对长期压力时缺乏续航能力。但要注意，西部并非一直有财政非常困难的问题。
（2）狄奥多西大帝的改革完善了东部的体制，理顺了军政关系，使得东部能保持内部稳定，即使皇帝不给力，也不会影响帝国的正常运行，军事叛乱更是没有空间，这使东帝国在面对外部压力时更得心应手。这也是东西部殊途的最主要原因。如果带上运气论的观点的话，可以说狄奥多西大帝的早死这一偶然事件使得西部帝国失去了建立完善体制的机会，导致了西帝国的长期动荡，并走向灭亡。
（3）长期动荡造成的长期巨大社会压力导致了社会反映的迟钝。
不列颠和高卢北部最早衰落，因为那里蛮族入侵军事冲突最激烈，底子最薄，又是西帝国大规模叛乱的主要策源地，和东部保持密切联系的地中海沿岸最晚衰落
说到”基督教出世或入世“的问题时，漏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昔兰尼主教辛奈修斯（Synesius）。
除了他是组织昔兰尼加肃清当地匪徒和时常来抢劫的游牧民的领导者，他在皇帝阿卡迪乌斯面前所做的著名演讲《论皇权》（De Regno）也是最早公开要求系统驱逐东帝国政府中的蛮族官员和军官的言论，在这之后，君士坦丁堡教会就成了东帝国驱逐蛮族的实际主导力量，虽然这背离了狄奥多西大帝的同化政策，但仍然可以看出东帝国对蛮族问题的处理始终是非常积极的，而教会也是很卖力的搀和其中。
这位辛奈修斯还是海帕西娅的学生，他反对西里尔以这么极端的手段处理海帕西娅的问题，但最终没能拿“法老”怎么样。
关于狄奥多西大帝的一个补充观点：
狄奥多西大帝在东部推行改革之后，东部与西部的差别就不再仅仅局限在语言方面，制度上也出现了差异（包括政治和军事），东部建立起了军政分离、以文治武的官僚体系，西部仍延续着经过尤里安破坏之后的残缺不全的君士坦丁体系。在统一的制度下，分治的范围可以相对随意的变更，而一旦根据区域出现了制度上的不同，再进行分治范围的调整就意味着变更区域的管理体制变更，调整就变得相对困难，也就意味着分治的相对固化，这也是狄奥多西大帝去世后，那条分治的边界保持了长期稳定，而东西部的长期相对独立的有差别的发展也造成了两边关系的渐行渐远。
这一现象的存在并不是说狄奥多西大帝的改革有问题，改革是必须的，这也是东帝国能改头换面继续生存乃至于更加繁荣的原因，诚如安德斯沃斯所说：”狄奥多西大帝在位期间危机层出不穷，他完美的应付并解决了这些危机，在他死后，留下一个繁荣昌盛的帝国。“而他也提出，对于东部来说，他有再造之功，但对西帝国来说，就是一位过渡性帝王了，因为他没有解决西部的问题（当然也没有时间去解决）。这种差异的产生自身也有一定的运气因素，也是相当无奈的。
其实395-406年这一段帝国的外部环境还是很安全的，匈人在东部的威胁马上就会被铁门要塞挡住，而在阿提拉之前（430S之前），匈人主要是罗马人的盟友，而非敌人，牵制住日耳曼各部落；在瓦伦蒂尼安解决了尤里安时期跨过边境的西日耳曼各族后，这些也还一直没有扣边（他们直到406年军阀混战最嗨的时候趁莱茵河的部队撤走才扣边）；尤里安时期大举入侵和洗劫不列颠的萨克森人、皮克特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在被老狄奥多西修理之后也一直很老实，直到408年不列颠的军队撤走他们才再次入侵不列颠。换句话说，在狄奥多西大帝解决了哥特人问题（381年），并从波斯手中夺回半个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383年）之后，直到西日耳曼人过河（406年）帝国的外部环境都是很太平的
哥特人问题的话则应该归在内部了，毕竟381年以来他们就老老实实地跟着狄奥多西大帝，只说过一句怨言（因为狄奥多西大帝老把他们放在罗马人的阵列前面做肉盾，阿拉里克曾经抗议过），但是狄奥多西大帝未加理睬后他们也还是乖乖干活（378-381这一段被狄奥多西大帝整怕了，大概跟当年的王胡子一样），如果不是斯提利科在狄奥多西大帝驾崩后马上就控制住霍诺留，并挟天子以令诸侯一个一个消灭他的竞争对手的话，阿拉里克断然不会反（现实是他虽然反了，但是提的要求真是很小，只是想要一处居住地，比过去稍微大一丁点的自治权）。而内部的另一个大问题，就是尤里安挑起的宗教间仇视引起的仇杀与社会动荡问题，在392年的强制措施之后也趋于缓和了，海帕西娅事件（虽然这时候狄奥多西大帝已经去世了）是整个宗教动乱时期的休止符，标志着尤里安以来的内部动荡彻底结束（虽然代价惨重）。
狄奥多西大帝如果不是早死，是有足够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去整合西部的。当然，我的意思是不是说他要长期独自担任全帝国的皇帝，而是说他会去解决西帝国的器质性病变，把他在东部推行的一系列救命改革推行到西部去，彻底解决西部帝国从尤里安以来不断恶化的内部问题。这一系列改革推行下去按他在东部的进度，也就10年左右就够了。当然，他也完全有可能会在改革推行到一定程度就把西部交给其他人，毕竟压力太大了。
另外关于玛格努斯的话，我最近在看《不列颠人》这本书，似乎在4-6世纪不列颠人都很崇拜这位篡位者，对他评价很高，我觉得我应该在加强一下对这位的了解，狄奥多西支持瓦伦蒂尼安家族在道义上无可指摘，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或许选择玛格努斯确实更有利
huanyu7504：还有一个地缘因素,西帝国没有一个君士坦丁堡似的易守难攻的,辐射力足够的都城.罗马传统久远,但是易攻难守.米兰相对腹地繁荣,但是也没有自然屏障.拉文那新迁都城,腹地极其狭小,就是自保的活棺材.特里尔在边境上,直面蛮族入侵.北非和西班牙的都市辐射力不够.总之,西部无有统一的天然中心。君士坦丁堡也只能辐射控制巴尔干和小亚细亚两半岛,所幸的是在东帝国面临危险的时候,东方边境非常平静,萨珊王朝和东罗马在当时是互相扶持而少有大战.以安提阿为中心的叙利亚和以亚历山大为中心的埃及对君士坦丁堡中央的抵触就很多,这种抵触以宗教争议的形式表现出来,最终在伊斯兰入侵时期,叙利亚和埃及没有经历太大的反抗就接受了穆斯林统治.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一样,是依赖整个帝国供养的巨型都市,可是罗马陆路交通发达,很多蛮族入侵直驱城下,本来它的地理位置和文化传承是最适合作为西帝国中心的,可是戴克里先之后,没有皇帝再愿意呆在罗马了。
需要指出一点的是，过去很多人喜欢拿罗马在共和国晚期、元首制早期发明了拱券结构来说元首制时期建筑技术的进步，但是事实是，现在已经在帕加马发现了大量拱结构，亚历山大港希腊化时代的大墓地也大量使用了简单筒状拱结构，并且已经有了十字拱等对拱的变形处理，罗德斯拱桥更为著名，伊特鲁利亚人使用拱结构也远远早于罗马人，而在希腊人和伊特鲁利亚人之前，两河和波斯就已经大量使用拱结构，所以拱结构并不是罗马人发明的，也不是罗马人推广的。而在希腊化时代拱结构的相对完善到6世纪希腊人发明帆拱之间，拱结构并没有实质性的发展。帆拱则是拜占庭的完全原创，直到现在都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应用。（参见《古希腊建筑》）
当然，罗马的建筑技术并非完全停滞不前，意大利人用火山灰混合碎石等制成的混凝土可以算是建筑技术的一个进步，但是不应该夸大这种进步，毕竟它只局限在意大利，在缺乏火山灰的其他地区，它没法普及，而拜占庭时代出现的以石灰和碎石为主要原料的混凝土（主要用作粘合剂而非浇筑）则在整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世界得到普及。
关于建筑美学方面的发展，万神殿作为一个特例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事实上这种圆形建筑（还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集中式建筑）在古希腊就已经相当普及，如德尔菲的阿波罗庙，雅典的风塔等等，亚历山大哈德良作为一个希腊粉，将希腊人的这种神庙建筑模式引入罗马，重建了万神殿，其笨重的墙体、生硬的柱廊都表明它是一个被刻意放大的怪物，不应当过分夸大它在建筑美学领域方面的进步，而是元首制时期的建筑推崇巨大规模和繁复装饰却细部粗糙的鲜明表现（参见《古罗马建筑》）。而以索菲亚大教堂为代表的拜占庭建筑则在方形与圆形之间取得了平衡，建筑自底部向上逐渐收拢，外形饱满圆润，墙体轻盈，柱廊内移和创造性的叠加运用，内部空间宏大敞亮，是美学上的一大突破，这种集中式建筑逐渐推广，并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全面推崇，新圣彼得大教堂原先设计方案即仿造的索菲亚大教堂，只是外墙装饰采用了一些古典建筑的元素，但是教宗坚持要在东侧加一个长厅，以符合拉丁十字原则，而这也一直是建筑史和建筑设计界批评的集中点。锡南为代表的伊斯兰建筑师则全面继承了拜占庭建筑，以蓝色清真寺为代表的一系列伊斯兰建筑则连其他元素都没有借用，几乎就是拜占庭建筑的翻版。
1、尤里安在位期间的作为
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尤里安360年2月叛乱自立，361年11月成为唯一的皇帝，363年6月去世。本段不打算赘述他作为凯撒（实质为地方官）期间的作为，其时作为一个地方官，他的行动都是在贯彻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皇帝的意旨，更加体现的是他的执行力，并不对帝国的整体形势和命运造成深远影响，在成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之后，他才具备这样的能力，并负起这样的责任。
（1）他的叛乱自立
公元359年，沙普尔二世发动突然袭击，围攻阿米达，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正在欧洲前线，沙普尔二世在付出惨痛的代价之后拿下阿米达，随即撤军，第二年卷土重来，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皇帝结束欧洲前线的战事，率军奔向亚洲前线，这时，尤里安在高卢趁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忙于保卫东方边境无力他顾的时候发动叛乱自立。沙普尔二世摄于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压力撤退，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旋即领兵西进对付尤里安，皇帝在行军途中染病去世，尤里安得以继承皇位。
（2）他到君士坦丁堡之后的政治作为
公元361年底362年初尤里安抵达君士坦丁堡，他将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埋葬在使徒大教堂，以这一行动宣告自己为合法继承人。旋即开始大清洗，主持中央政府的四位“首相”被处死，其中两人是火刑，其余官员全部被流放，连以吹捧尤里安著称的阿米亚努斯都认为“被处死的四位中至少有一位是无罪的”，也认为尤里安的清洗太过分。大清洗之后，尤里安并未任命新的相应的官员，罗马帝国的中央政府已事实上解散。罗马历史上内战后的大清洗似乎见怪不怪，但是一般是针对前任的家族成员，极少涉及普通官员，这样连根拔起的彻底清洗更是独此一例。大清洗之后，尤里安大权在握，他一方面自称“平等者中的第一位”，一方面小心翼翼的把所有权力集中在自己一人之手，他积极参加元老院会议，经常发表演讲，却只有他的几个“朋友”和家奴能为他提供建议，阿米亚努斯便是其中之一，但是他似乎并不打算采纳他们的意见（见下文，三拒阿米亚努斯）；以弗所的马克西姆斯更为出名，他是那个时代比较常见的打着哲学旗号的玩杂技的和魔术师之一，安德斯沃斯指出他是当时公认的骗子。这些人组成了皇帝的“内阁”。之后，尤里安又将君士坦丁大帝改革时集中到中央的司法权再次下放到地方，配合他解散中央政府的行为，帝国中央集权受到致命打击，地方势力抬头。
（3）他的改宗
在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去世之前，他一直宣称自己是基督教徒，以争取军队的支持——因为基督教徒组成了军队的绝大部分。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刚一去世，他马上就宣布抛弃基督教，转投多神教，并禁止基督教徒担任公共职务和教师，只是他没动军队，与社会上基督教徒勉强过半相比，军队中已是基督教徒占绝对多数，尤里安还没傻到给自己找死，同时，他还挑拨基督教派系间、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冲突，这一做法也招致了阿米亚努斯的保留意见。他对基督教徒的迫害虽不及戴克里先皇帝彻底和粗暴，但和君士坦丁父子对多神教的政策相比，就显得极端的多了，君士坦丁父子只是发回了在大迫害期间被多神教神庙侵占的基督教堂的地产和动产，停止了对多神教神庙的国家资助，关闭了一些以仪式淫荡或血腥著称的神庙（如各地的阿弗萝蒂特神庙，大母神庙等），并未限制多神教徒担任公职和教师，并未试图给多神教徒“洗脑”。但是尤里安的宗教改革并未获得多数多神教徒的支持，阿米亚努斯就是持保留意见的多神教徒之一（但是尤里安似乎从来都不算接受这位顾问的意见），尤里安的宗教改革有两个方面让多数多神教徒很抵触，其一，他信任以弗所的马克西姆斯，他所推崇的多神教有过多的神秘主义倾向，其二，他试图对多神教进行教会化改造，这一过程中侵犯了很多地方教团的利益。但是尤里安仍然成功的煽动了一小部分狂热的多神教徒，他们开始打砸抢基督教堂和基督教徒，在他去世后，基督教皇帝上台，迫害政策取消，但是基督教徒的怒火难以平息，他们开始发动大规模的报复，君士坦丁父子努力维持的社会安定崩溃，宗教仇杀开始主导罗马国内社会。
（4）他远征波斯和死亡
关于这次远征的动机，大部分史学家认为是“动机不明”，安德斯沃斯提出两种可能，其一，以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转移国内对他的批评，其二，彻底解决波斯的威胁。但是他所召集的军队是对他怨声载道的基督教徒占绝大多数的组织，他居然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危险的环境中，而他所召集的军队规模既超出了他的经验，也超出了帝国的承受能力，几乎所有精锐部队都被聚集起来冒险。关于远征军的规模有6.5万和10万两种比较常见的说法，这里不赘述。这一孤注一掷的行动遭到了两方面的彻底的失败，其一，这支部队在取得了一些胜利之后被波斯军队彻底击败，在撤退途中本人丧命，有被波斯士兵所杀和被罗马士兵所杀两种说法，但无论是波斯士兵如入无人之境突破层层防御拿下皇帝性命还是自己的士兵反戈相向，都足以说明他有多么的丧失民心军心。其二，因为各地的部队都被抽调到了东方，防御体系被打乱，北方前线空虚，好不容易稳固下来的莱茵河-多瑙河边界（其中莱茵河边界的稳定还是尤里安他自己所为，也是他叛乱之前受欢迎的主要原因）再次被突破，以至于瓦伦蒂尼安皇帝一登基，就得奔赴前线解决那些棘手的麻烦。
补充一点，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中少说了一点，即授予基督教神职人员多神教神职人员已经享有的各项特权。这一点很容易被人歪曲，认为是君士坦丁大帝授予基督教神职人员一堆不和谐的特权，但是其实这些特权是多神教神职人员早就享有的，直到狄奥多西大帝才取消了多神教神职人员特权。而尤里安一度取消了基督教神职人员的特权。
2、简单的评价
我们简单回顾了尤里安作为皇帝的作为，在做出评价前，做一个简单的对比是很有意思的，同样是迫害了基督教，迫害手段最激烈的戴克里先却没有受到后世基督教史学家们的责难，他的雕像甚至装点着教堂（最著名的一尊如今还在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而尤里安却被戴上“叛教者”的帽子，受到各种负面评价，直到吉本给他翻案。
（1）当代历史学家怎么看待这位皇帝？
从兰克、布克哈特、亨利皮朗以降，极少有历史学家给予这位皇帝赞扬，安德斯沃斯的一句话可以作为代表“割让土地成了尤里安对罗马帝国最有影响的遗产”，之后便用大段的文字去说他的宗教政策引起了如何的混乱。
（2）当时的人们怎么看待尤里安
我们可以简单的回顾四个片段。其一，对于他的大清洗和解散中央政府的行动，当时的社会上一片反对之声，就连他核心圈子里的阿米亚努斯都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见前文）。其二，他在安条克的遭遇，当他在安条克主持了一场异常奢华的祭祀的时候，“只有安条克的祭司抱着自家的鹅来参加了”（吉本如是说），民众对他避之不及，基督徒自然不会对这种祭祀有好感，而多神教徒也不大能接受这样过分的奢侈，参加者寥寥（经过君士坦丁父子的努力，当时罗马社会奢侈浮华的作风已经消退，代之以克制节俭），祭祀之后他用祭祀用的动物喂饱了整支军队（这是得杀了多少动物），至于军队的表现，没有明确记载，不要忘了，这支军队是基督徒为绝对多数的。其三，他的死，如此轻易（见前文），如果不是众叛亲离，那也只有可能是那位波斯士兵以中了5亿大奖的运气，以海格力斯的力量丢出了那支标枪。其四，他去世后，军中没有悲痛，没有踟蹰（对比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去世后，他的军队墨迹了多久才因为尤里安是君士坦丁家族的最后一个男丁而接受他），马上就欢快的选举了基督徒约维安为皇帝，几乎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约维安把军队安全的带回罗马后就去世了，军队马上就欢快的选出了基督徒瓦伦蒂尼安为皇帝，同样没有反对的声音。从这四个片段中我们可以看出尤里安是多么的不受欢迎。
我们可以简单的评价一下这位皇帝的执政风格和政治遗产了。
（3）执政风格
首先，他独断专行，既不能忍受一个完善的中央政府的制约，也听不进顾问们的意见和建议（其实他比较听不进阿米亚努斯的话，但是很听以弗所的马克西姆斯的话），对民众的意见也并不在乎，只在乎自己的看法。其次，他公私不分，我们很难从他的执政中看到他有多么在乎公众利益，而历史学家门也都喜欢强调他幼年的不幸对他决策的影响（见下文），换句话说，他的很多行动是在“报复”，通过政治上的推翻来报复君士坦丁父子加于他的不幸，解散政府，破坏集权，宗教迫害，但凡君士坦丁父子所奉行的，他就要废除，但是废除后并未建立新的体制予以替代。再次，他赌徒心切，无论是趁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应对波斯入侵期间造反，还是“目的不明”的发动波斯远征，还是宗教改革，都能看出他做事风格的孤注一掷，这与第一点是契合的。
（4）政治遗产
我们知道，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去世时，帝国运行正常，各条边境虽不算安宁，但至少都能稳住，国内经济在飞速复兴，君士坦丁的经济改革正在发挥作用，基督教与多神教相处基本和谐，基督教正在和平的扩展，多神教正在和平的衰落，还没有人想到要用暴力去强迫他人改宗，除了一些特别过分的神庙受到了打击，但这是来自政府，而非民众。那么尤里安留下了一个怎样的帝国？
首先，帝国政府停摆，中央政府被解散，地方政府获得了被剥夺的大部分权力，地方势力抬头，君士坦丁大帝改革以体制管理取代个人专断、加强中央集权、规范地方管理、实现帝国一体化的努力付诸东流，帝国重新沦入戴克里先改革极其低效混乱的管理模式中，瓦伦蒂尼安兄弟并未对这种破坏做出完全的修复，狄奥多西大帝重整了东部，却未能来得及对西部做出相应的调整，以至于狄奥多西大帝去世后东部统一而繁荣，没能重整的西部却马上陷入分裂和内战之中，是内战而非蛮族入侵毁掉了西部帝国。因此，尤里安对西部帝国的崩溃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其次，不明智的宗教政策掀起了社会上宗教仇杀的狂潮，狂热多神教徒打砸抢基督教徒，狂热基督教徒以打砸抢还击，整个社会一片血雨腥风，到狄奥多西大帝重整帝国秩序时，已严重到了如此程度，不得不彻底取缔多神教，联想到尤里安所复兴的那部分多神教在多神教内部都是不那么“主流”的，可以说尤里安对多神教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
再次，远征波斯的失败导致割地赔款，此后罗马与波斯一直为了这个问题纠缠不休，瓦伦斯皇帝的全部皇帝生涯几乎就搭在了和波斯人周旋和试图收复失地上了，直到狄奥多西大帝才设法打压了波斯人的气焰，虽然波斯不愿意归还尼西比斯，但割让了肥沃的北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作为补偿，原先被波斯控制的亚美尼亚也被瓜分，其中1/3并入罗马直接统治，2/3仍归波斯，但是自治，波斯境内的基督教徒受罗马帝国政府保护，这才重新实现了和平。远征波斯巨大规模的兵力调配也彻底打乱了君士坦丁大帝建立起来的防御体系，西部边界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蛮族们再次南下，以致瓦伦蒂尼安皇帝上任后就不得不马上奔赴前线，他的全部皇帝生涯也搭在上面。
以上算是尤里安留给帝国的最主要的遗产了。当然，他还没来得及对君士坦丁大帝的经济改革做出应对，我不知道是该谢天谢地，还是该感叹壮志未酬身先死。
3、尤里安行为动机浅析
尤里安如此“充满个性”的施政风格的动机一直是历史学家们探讨的热门话题，无论是吉本绞尽脑汁给他的吹捧找理由，还是当代史学家们分析他的过激行动的缘由。
（1）报复
报复说是最常见的说法了。
我们知道，尤里安身材矮小，面容丑陋，爱晃动脑袋，说话含混不清，在高卢时，军队给他起了很多外号，如亚洲佬”、“唠叨的鼹鼠”，和君士坦丁父子高大英俊的形象差别极大，以至于他去世后约维安完全没法穿他的衣服，因为实在是太小了。
我们也知道，尤里安幼年和少年时的生活非常困苦，从小与家人分离，在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屠杀堂表亲的时候和加鲁斯侥幸幸存，在被软禁和戒备中长大，只是因为几位基督教神父和主教的极力保护才逃过了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怀疑。担任凯撒之后，皇帝下达的任务总是显得非常艰难（考虑到当时的内外环境，其实也不算过分，君士坦提乌斯本人也像超人一样飞奔于各条战线之间，还要处理各种内政，甚至为了照顾一下旧贵族的感情还去了趟罗马）。这样痛苦的经历让他在成为不受约束的“平等者中的第一位”之后要报复给予他痛苦的君士坦丁父子，他的做法不是挖坟掘墓鞭尸扬灰，而是拿帝国开玩笑。
但是，因为成长的痛苦就要报复，这合理吗？我们来看看4世纪的两位大帝。
君士坦丁大帝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可谓不幸。幼年时便与母亲分离，君士坦丁大帝是个非常孝顺的皇帝，在他继位后几乎马上就找回了母亲，而他的母亲一直是他最主要的“形象大使”，四处巡视行善，可以说，罗马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皇太后能在皇帝壮年时如此多的参加公共生活，而皇帝去世后也非常恭顺的葬在了母亲的身边，可见幼年时与母亲的分离是如何痛苦。少年时，他被戴克里先召入宫廷（戴克里先还没傻到相信自己威望无敌，他也是要人质的），在平定埃及叛乱和对波斯的战争中表现非常出色，而戴克里先皇帝所下达的任务也同样是异常艰巨的。在和戴克里先共同出现在公共场合时，因自己高大英俊的相貌更加衬托戴克里先长得丑而受到进一步的记恨。在安排戴克里先安排继承人的时候被可以忽略，伽勒里乌斯一直想弄死这位年轻人，在戴克里先退位后更是变本加厉，君士坦丁趁其不备出逃，直奔不列颠，这段逃亡和450年后阿卜杜拉赫曼的逃亡一样惊心动魄。刚到不列颠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尽管西部的军队对他根本不熟悉，还是拥戴他为皇帝，他也带着他们收拾河山，大力改革，继续戴克里先的工作，重建繁荣富强的罗马帝国。
狄奥多西大帝幼年和少年时是否有那么多不幸的遭遇已不可知，但他和他父亲被解职也确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打击，而他的父亲更是被处死了，他不得不担惊受怕的回到老家种田。格拉西安皇帝决定不计前嫌任命他为东部皇帝时，他并没有表现出忍辱负重，人在曹营心在汉，而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对曾经给予他巨大不幸的瓦伦蒂尼安家族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非但没有抢夺小皇帝的皇位，还两次帮他们摆平针对他们的叛乱，甚至连对基督教各种反感的吉本都对他赞美有加（尤里安和狄奥多西大帝是吉本吹捧的最肉麻的两位皇帝）。
同样遭遇了不幸的前半生，为何会有不同的表现？所以尤里安的报复是不合理的，是极度不负责任的。
（2）“哲学家”的自负
我们知道，尤里安除了“叛教者”，还有一个头衔是“哲学家”，至于他是不是哲学家，我不能评说，但是他确实是按他所理解的柏拉图的“哲学王”的架势去行使他的权力的。
柏拉图的“哲学王”无非是说应当由睿智的哲学家来担任君主，这样他就可以以自己的睿智来指挥自己的手下共建和谐社会了。且不说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就如何判断这位是否睿智、是否是哲学家，就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柏拉图也没有给出答案。尤里安似乎并不纠结这个问题，他觉得自己是哲学家，所以睿智，所以帝国必须以他的“睿智”指导来运转。
前文已经说到，尤里安解散了中央政府，热衷在元老院发表演讲却从来不打算听元老们的意见，他有一个朋友和家奴组成的“核心圈子”行使中央政府的职能，却并不打算听他们的意见（尤其不爱听阿米亚努斯的意见，倒是对马克西姆斯“从善如流”，可怜阿米亚努斯还使劲给他拍马屁，溜须拍马之功丝毫不逊尤西比乌斯，可惜尤西比乌斯至死也没混进君士坦丁大帝的“核心圈子”，也没能在中央政府谋得什么官职），他的一切政策都出自自己，没有人能约束，没有人能反对。没有制约的权力带来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
4、尤里安的继承者
尤里安接手的帝国是一个运行正常、慢慢复兴的帝国，尤里安留给继任者的则是一个外患重重、内部动荡、政府停摆的帝国，现在简单说说他的继承者们。这段时期是尤里安统治与狄奥多西大帝改革的过渡时期。
约维安以割地赔款为代价，将困顿疲乏陷入重重包围之中的帝国精锐部队带回了罗马，在取消了尤里安的迫害政策之后就去世了。瓦伦蒂尼安被选为皇帝，他任命自己的弟弟为副帝，两位皇帝在君士坦丁堡举行完仪式之后就分别奔赴前线，瓦伦蒂尼安在北方前线驱赶尤里安统治时期南下的蛮族，瓦伦斯在东方前线和波斯人周旋，试图收回失地。
两位皇帝都小范围的恢复了被尤里安解散的帝国中央政府和被尤里安破坏的地方管理体系，但是必须承认，尽管瓦伦蒂尼安打仗很猛，瓦伦斯和波斯人的周旋很漂亮，但两位都是纯军官出身，并没有杰出的行政管理能力，没能彻底恢复君士坦丁大帝的改革，但也基本遏制了混乱的进一步加剧。两位皇帝都复兴了君士坦丁父子的做法，在公共生活中不因为宗教信仰排斥谁，他们的中央政府中既有基督教徒，也有多神教徒，既有阿里安派，也有正统派。但是这样只能维持暂时的安宁，社会冲突仍在继续，直到狄奥多西大帝在东部彻底重建政府，而西部因为这一环节的缺失，慢慢走向分裂、内战和崩溃。
尤利安皇帝去世时的遗言：
朋友们！弟兄们！离别的时刻就快到了！我带着欢愉的心情走完人生道路。哲学使我得知灵魂超越肉体，能够脱离高贵的皮囊，并非痛苦而是快乐。宗教让我领会到早死是信仰虔诚的报酬，迄今为止我靠着德行和坚忍支持，是神明赐我恩惠，现在接受致命一击，尔后使我不再有玷唇名誉的危险。由于我生前没有触犯罪行，死时也毫无遗憾。我很高兴自己的私生活能清白无邪，也很有信心肯定最高神明对我的赐福，在我手中保持纯洁和干净。
憎恶专制政体的腐化败坏和草菅人命，我认为政府的目的是使人民得到幸福；我的行为都能遵从审慎、公正和稳健的规范，把一切事物都委之于天命。我的建议是要以和平为目标，长久以来和平与全民的利益息息相关，但是当国家在紧急关头召唤我拿起武器，我就会献身危险的战争，同时有明确的预兆，命定要在剑下亡身。现在我用崇敬的言行向不朽的神明献上我感恩的心，没有让我在暴君的残酷、阴谋的暗算或慢性的病痛中丧失生命，他让我在荣誉的事业和灿烂的生涯中告别这个世界。说来可笑，我还想拖追死亡的打击，还有很多想要说的话，但是我的精力不济，感到死亡即将临头。
我很小心地抑制不要说出任何话，以免影响到你们投票选出皇帝，我的抉择可能考虑不够明智。要是无法获得军队的同意，我的推荐可能会危及他的性命。我仅以一个好市民的身分表示我的希望，祝福罗马人能有一位贤明的君主。
尤里安的表演欲很强，这大概也是古典“哲学王”的一贯作风吧，惺惺作态也是元首制的一大特点，既然尤里安要恢复“罗马原来的样子”，这自然也在他复兴的范围内吧。
尤里安当然不是平庸之辈，他在高卢的时候表现很不错，继位之后虽然做的事情是损害国家利益的，但是从他销毁君士坦丁改革的措施来看，要害找的很准。要说他的虚伪，他撤销君士坦丁改革的一些措施其实也有体现，比如禁止基督教徒担任教师，阿米亚努斯也有激烈的批评，认为这是一种洗脑做法，比屠杀还恶劣。被心态毁掉的人太多了，他摆不正心态，总是要做出些不恰当的事情来的。我觉得尤里安在继位的时候心理已经非常扭曲，外部压力一旦撤除，马上就要反扑，当然，对这件事情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也是有责任的，他应该在临死前任命一位皇帝（短暂的内战的消耗可能还比不上这三年的动荡和后来的恶劣影响的消耗），或是生前不要那么刻薄（这似乎不太容易）。尤吹的主要论据无非就是认为他“逆天行事”勇气可嘉，或是“人生悲剧屌丝逆袭终被反动势力打垮”（话说他才是反动势力吧），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应该个人的小九九和公共利益扯在一起，而那些自吹自擂的话往往更显得自己的行为恶劣。
基督教本身就是个融合产物，基督和十二使徒造就了一个框，里面盛着的都是希腊哲学的东西，此外就是其他宗教的混入，很多希罗诸神都成了圣人或天使融入基督教，和不可战胜的太阳、密特拉、多立克努斯、大母这些密仪宗教比起来，基督教没那么排外，是它最终获胜的原因之一。有一部分古神确实被归为恶魔了，但是不是全部，基督教在吸收这些神的时候也是有扬弃的，比如不可战胜的太阳和耶稣合体了，圣诞节其实是不可战胜的太阳的节日，有的成了主保圣人，比如圣迪米特里，有的成了天使，比如丘比特，有的成了恶魔，主要是腓尼基诸神、大母神这些仪式血腥的。不过变成恶魔也是融入基督教的一种方式么，虽然不那么光彩，但是咱们也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待这些变成恶魔的神，因为我们现在的价值观主要还是来自基督教（不管承认与否），事实上古代多神教很多神都是让人因恐惧而祭拜，并非因仁慈善良，尤其是腓尼基诸神。
观点更正:
楼主最近正在对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改革进行复习，为系列的下一篇做准备，这里对本文的一个观点做出更正：尤里安不需要为西帝国无法建立强势中央政府负责，因为君士坦丁改革的内容是建立一个强势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只有一个，不随在位皇帝的数量变化而变化，事实上君士坦丁体制的皇帝只有一个，其他都是共治皇帝或副帝，其性质为超级地方官，其下并没有相应的政府机构，这与戴克理先体制是有差别的，在下一个帖子里详细解说。尤里安对西帝国崩溃的主要责任是破坏地方管理体系导致分裂势力抬头，破坏军事防御体系导致防务空虚，宗教迫害政策导致社会动荡。西帝国中央政府的问题下次开贴专门说。
テラロマニアク：盲目复古是知识分子的常见病。
历史上的几位“哲学王”治国水平都很差，如迪昂毁掉了叙拉古霸权，奥勒留治国乏术又穷兵黩武，尤里安的破坏更是差点毁掉了罗马帝国
简短评价：
1、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波斯对峙，他发动叛乱意图背后爆菊，这已经不是背叛君士坦提乌斯皇帝了，实乃里通外国的卖国贼
2、一到君士坦丁堡就大开杀戒，四位首相悉数被杀，政府瘫痪，实乃昏庸至极
3、四大首相死后，他非但没有简贤任能，而是偏听偏信江湖术士以弗所的马克西姆斯，实乃无任人之能
4、推翻君士坦丁改革，重搞权力承包制，导致日后西部反军四起，实乃倒行逆施
5、推翻米兰敕令，重搞宗教迫害，导致国内动荡，更导致日后多神教躺枪，实乃多神教之刽子手
6、调集军队进攻波斯，多条边境空虚，导致大批蛮族越境，实乃任性胡为
7、逼迫军队吃祭祀的动物，导致人心涣散士气低落，实乃不作死就不会死
8、死前还想打着人民的旗号让普罗科比继任，无奈士兵直接绕过他，实乃虚伪至极，但天网恢恢人心昭昭，众叛亲离活该要死
文中所说四位首相是指君士坦丁堡市长，主管首都各方面事务，总理大臣，主管人事和行政事务，财政大臣，主管财务，这三位中央政府首脑，以及东方大区长官，主要负责税收收集和军队的供应。除市长是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设立的，其他都是君士坦丁大帝设立的。以上四位是在君士坦丁堡的，最晚到8世纪又设立了邮政大臣，主管公共工程建设和外交，而禁卫军长官在7世纪取消。禁卫军长官就是大区长官，前面用了惯用说法。中央政府有很多官员，他们分属各首相，负责某个方面的具体事务，一般都有silentari头衔，官职一般都是某某comes，可以按我们的习惯称作大臣，比如主管皇室产业和财务管理的圣库伯爵。他们之下还有更低一级的官员和更细致的分工。
元首制时期是罗马史研究中一个相对比较冷门的时期，但是对这一时期进行研究对解释三世纪大混乱的产生以及戴克里先、君士坦丁大帝、狄奥多西大帝的改革是非常必要。
与君士坦丁改革建立的中央集权体系不同，元首的管理构架和运行机制的建立并不是一个包含很多“制度创新”的过程，而是融合了庄园管理和庇护制，并加于共和国政府之上。这种制度在马略及其之后的诸位军事独裁者统治期间便逐渐成形，经苏拉和庞培两代逐渐成熟，凯撒试图对其做出改变但未能成功，屋大维恢复了这种模式，并将这种非正常的特殊体制常规化，这也是历史著作中一般不用“奥古斯都改革”的原因。
1、体制原型与运行模式
（1）庄园管理体制
公元前3世纪以降，随着奴隶的大量涌入意大利，大产业开始快速形成。一个典型的大产业包括数处大型农庄（庄园），产业主享有至高权利，产业主和他的部分家人、贴身奴隶、被释奴及几个朋友组成的“核心圈子”管理整个产业，一些保镖和保安负责保护“核心圈子”，并保证产业主能够有效控制他的手下。产业主在每个庄园都会派遣一位个人代表（名头有个人代表、代理、监工、管家等等），有时这位个人代表也会有若干被释奴或朋友的帮助来管理庄园，其主要职责便是监督奴隶干活，收缴隶农的租子。每个庄园通还会配备一定数量的保安，加强个人代表的管理权威，以防庄园内的奴隶和隶农造反，也为奴隶和隶农提供某种程度上的安全保障。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在对全国的管理中，元首制实际采用的便是这种典型的庄园管理模式。
元首掌握至高权力，元首和他的部分家人、贴身奴隶、被释奴及几个朋友组成“核心圈子”，履行中央职责，禁卫军保卫元首，并保证元首能够有效控制他的手下，并对潜在的威胁保持军事弹压的压力。元首在每个元首行省（埃及干脆就叫元首私人领地）都会派遣一位“总督”，即“个人代表”，其正式头衔也通常是“元首代理”，其主要职责便是监督行省内的城邦和准城邦组织不造反，根据元首的要求向城邦和准城邦组织摊派和收集税收。每个元首行省通常还会配备一定数量的军团和辅军，加强总督的管理权威，以防行省内的城邦和准城邦组织造反，也守卫边境。而各地的城邦和准城邦组织便处于类似隶农的地位，他们可以自由处置自己的私事，甚至可以保留自己的君主和军队，只要忠于元首，并完成财政摊派。
（2）庇护制
庇护制则是罗马处理依附关系的一个传统做法，在王政时代便已经存在。庇护关系包括保护人和被保护人，保护人为被保护人提供帮助，通常包括人身安全、食物、金钱、住所、交税、兵役等等，被保护人则在政治上支持保护人。庇护关系的形成往往是自愿或半自愿的，但庇护关系的解除不是自愿的。一般来说，庇护制是豪强获取政治利益的主要方法，被保护人通常是走投无路的平民，保护人为他们提供生存下去的基本资源，但与被保护人之间也形成人身依附关系，而为了保证这种人身依附的稳定性，保护人通常对被保护人施加压力，如保安们在保护被保护人的人身安全时，也会为这种依附关系提供暴力保护。同时还应该注意到，庇护制中，保护人所需要的仅仅是被保护人的忠诚和支持，所以在不涉及这两个问题的时候，保护人通常并不会去干涉被保护人，当然，如果被保护人寻求保护人的调停或建议的时候，保护人是要做出回应的。
庇护制在元首制中第一个表现为元首作为保护人对整个罗马国家的庇护。其一是元首对军队的庇护，这种庇护关系在马略改革之后便已形成，元首从私库中为军队提供装备与军饷，军队为“报答”元首的庇护，则对元首个人宣誓效忠，元首还经常发放“津贴”来加强这种依附关系。其二是元首对共和国政府的庇护，这里也包含了元首对共和国行省的庇护，注意，元首和共和国政府是两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见下文），这种庇护关系在苏拉独裁时便已形成，元首“勉为其难”的为共和国政府和共和国行省提供“指导”，为共和国政府管理边疆的那些危险行省（元首行省），为共和国政府统帅那支麻烦的军队，共和国政府为“报答”元首的庇护，则允许元首颁布“皇帝法”确定自己想要掌握的权力，允许元首挑选自己想要担任的职务，允许元首安排自己中意的人选担任职务，允许元首挪用国库等，军队（尤其是禁卫军）在保卫共和国安全的同时，也为这种依附关系提供暴力保护。其三是元首对地方城邦与准城邦组织的庇护，这种庇护关系在奥古斯都时形成，元首为这些地方单位提供安全保障（以行省保证单位间不发生冲突，以军队保证单位不受外部军事威胁），地方单位为“报答”元首的庇护，则为元首提供忠诚和税收，行省和军队在为地方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时，也形成对这种依附关系的暴力保护，神化元首和建立元首神庙则是试图从宗教上提供进一步的支持。
庇护制在元首制中的第二个表现为元首不管理国家，而只是以调停者和建议者的形象出现。从现存的元首制时期的法令、信件等遗物来看，元首们不会主动干预管理事务（哈德良等极个别除外），元首们既不打算也没有采取具体措施试图把帝国整合为一个整体，他们的政治行动集中在审判案件（保护人的调停职责）、回答中央和地方官员的提问（保护人的建议职责），其他的则主要是针对军队的管理维护和元首行省官员的人事安排上，如果我们做个简单的区分，前者是履行庇护，后者则是作为产业主对自己产业的经营（见上文）。
综上所述，元首制是以“庄园管理”和“庇护制”为基本模式的建立在个人关系之上的体制。
2、元首与共和国的关系
与正常情况下国家的单主体结构不同，元首制是一个双主体政体，这在近代的威权国家或独裁国家中比较常见，即存在国家主体和实力主体两个主体，这两个主体的名义地位均等或国家主体高于实力主体，但实际地位是实力主体凌驾于国家主体之上，实力主体掌握全部或最主要的政治权力，并通过军事弹压保障自己的地位不受威胁，某些实力主体也通过担任或全部占据国家主体的职务来使自己的非正式权力披上合法外皮。
元首制便是共和国政府（国家主体）与元首（实力主体）的共存，名义上共和国政府地位高于元首个人（他名义上只是一个公民），但元首在登基之初通过颁布“皇帝法”确定自己想要掌握的权力，将剩余的权力留给共和国政府，其所依赖的便是掌握全部军事力量，以军事弹压保障其权力。元首通常也会担任一些共和国政府的官职，一来让自己的权力和人身安全得到某种保障，如所有元首都会一直担任大祭司和保民官，担任大祭司以保证自己的最高宗教权力方便封神以提供某种超自然的凝聚力，担任保民官以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不受侵犯，以及对出自自己以外的政令的否决权，而权力已被架空的执政官则成为某种“奖赏”或元老阶层入门券；二来让自己的体制外权力披上体制内的合法外衣，但是元首所行使的权力与他所担任的官职所赋予的权力通常是不对应的。
综上所述，元首是与共和国政府平行存在的，元首名义上属于共和国，但凌驾于共和国之上，其背后的支撑是军队，其实质为僭主。元首通过担任共和国官职使其体制外权力得到体制内保障，并进一步掌握架空共和国政府的权力，共和国政府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元首对全国的控制则是采取了传统的庄园管理模式，是一种处理私人财产的方式，但元首对地方的控制的前提是能够控制其派在各地的个人代表，一旦这种控制无力，内战随之而来。
3、稳定机制与其自身矛盾
元首制的稳定运行依赖于元首对三种关系的处理，即元首与军队、元首与元老及其所组成的共和国政府、元首与骑士。
（1）元首与军队
如前文所述，军队是元首管理“产业”，履行庇护权的最主要支持力量和维护力量，这就使得军队在元首制运转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为了维持对军队的控制，元首们通常采取三个主要措施，其一，经常亲自率军作战或在军团驻地间巡视，以维持个人在军队中的存在和认同。其二，以个人名义维持军队，减少竞争者，从士兵招募、退役安置到军饷发放、后勤管理到军官任免、防区安排等全部由元首个人安排（见前文）。其三，以利益笼络军队，包括政治权利的授予和金钱的授予，政治权利的授予主要是对军队的约束逐渐减少，如军队本地驻防和塞维鲁对士兵结婚限制的取消等，金钱的授予则是包括元首登基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日子”里元首一个人名义给士兵和军官发放的现金（虽然通常挪用国库）。
由此可以看出，元首对军队的控制主要是个人层面和“惯例”层面的，而非制度层面的，这样就存在隐患，首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维持个人在军队中的存在和认同，处理国务的时间何精力相应变少，时常发动超大规模的战争（如图拉真第一次远征达西亚动用了全国1/3的军队，第二次远征达西亚动用了全国一半的军队，远征帕提亚动用了一半以上的军队；奥利略远征达西亚和日耳曼、塞维鲁远征帕提亚和不列颠等等都动用了海量军队）对帝国的社会和经济运转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这些战争通常收获甚微。其次，一旦元首对军队的维持力度不足或元首给予军队的利益笼络不足时，军队暴动在所难免，一旦出现元首的竞争者，能够给军队提供更好的管理和更多的利益时，军队倒戈在所难免，军队“随时做好准备将他们的忠诚出售给出价最高的那个人”，这也是元首制时期周期性爆发内战的主要原因（对比君士坦丁改革后至福卡斯起义之间东帝国从未发生过内战，也从未发生过以争夺皇位为目标的内部军事冲突）。其三，利益笼络机制的存在导致元首们不得不给军队越来越多的好处，一方面，政治权利的不断授予，最终让军队变成拖家带口驻扎在同一个地方不再移动的势力，配合庇护机制下元首们对整合国家的不作为，他们和一直存在的地方势力关系越来越密切，最后演变为每个地方势力都想压倒其他地方势力问鼎中央，这便是愈演愈烈的内战与三世纪全面混战的主要动因之一；另一方面，发给军队的用来购买忠诚的数额越来越大的金钱补贴（实际是贿赂金），如奥利略登基时便将安东尼庇护积攒二十多年的元首金库一口气发光，塞维鲁“让士兵发财，其他人可以不管”等，造成了定期的对市场的巨额资金注入，引起周期性的严重通货膨胀，市场上流通的货币符号总量超过货币总量和金银矿等的支撑能力，而货币符号总量还在不断增加，于是只能货币贬值，到元首制后期，地中海世界的经济也崩溃了。
（2）元首与元老
维持政治稳定通常有两种做法，扩大统治基础，这通常需要很长时间的适应，但一旦完成可以维持长期稳定，或是缩小统治基础，这通常立竿见影，但基础小总是容易倒塌。奥古斯都采取了前者，缩小拥有最高参政权的人群范围，即缩小元老院，并逐渐形成定制：只有元老才能出任元首，也就是说，元老阶层是元首制的基础，使可以问鼎最高权力的人群数量变少，以便更有效地控制他们。
但是元老们握有巨大的政治资源，那个被架空的共和国政府仍掌握在他们手中，所以元首们控制他们以维持稳定的重要举措就是让他们远离政治，实际为架空共和国政府；远离军队，甚至不让他们担任驻扎军队的行省的总督（除非获得了元首的特别信任或情况危急），以免政治资源和军事资源集中在一起，引发军事叛乱，加里恩努斯颁布法令禁止元老参军便是这个过程的最终阶段。但是这就产生了两个悖论，其一，元老出身的新任元首往往缺乏政治锻炼，在庇护政府时缺乏经验和远见；其二，元首依靠军队，但元老出身的元首却一直远离军队，如何才能有效控制军队？这就回到了上一个问题，要么加大军队对自己的认同，如图拉真的穷兵黩武，哈德良的玩命巡视（这还是两位登基前就和军队关系很密切的元首了）；要么加强对军队的管理，如加尔巴试图做的那样，但结局往往凄惨；要么加大对军队的利益出让，这是大多数元首采取的措施，这就进一步加大帝国混乱的风险。但是这种危险平衡也很难维持，元老和军队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最终马克里努斯这位骑士出身的军官被军队直接推选为元首，元首制的一个重要稳定机制宣告彻底崩溃。
简而言之，元首制的生存建立在不断主动削弱自己的基础上。
（3）元首与骑士
配合极力排挤元老，骑士阶层就成了元首最倚重的社会阶层，尤其是在行省和军队的管理中，启用了大量骑士。随着元老与政治和军队的关系原来越疏远，骑士们在政治和军队中的地位就越发重要，最终骑士取代了元老，他们开始问鼎元首宝座。但是如前文所述，元首制是一种建立在个人关系基础上的制度，与元老阶层不同，骑士数量多、分布广、来源杂，元首并不能像控制元老那样1v1盯梢来控制骑士，元首与骑士通常无法建立起有效的个人关系，元首对骑士缺乏控制力，一旦骑士们获得成为元首的通行券，配合上文所述军队势力的坐大，元首制最大的支持力量即宣告瓦解，混乱再所难免。
综上所述，元首制的稳定运行所依赖的三组关系中，每一组自身在元首制建立之初起都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除哈德良收效不大的修补尝试外，没有元首试图对这些矛盾进行处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矛盾越来越严重，自身矛盾变成了自我毁灭机制，全面混乱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即使粗暴如塞维鲁，也没能有什么转机。
4、小结
元首制是以“庄园管理”和“庇护制”为基本模式的建立在个人关系之上的体制。元首是与共和国政府平行存在的，元首名义上属于共和国，但凌驾于共和国之上，其背后的支撑是军队，其实质为僭主。元首通过担任共和国官职使其体制外权力得到体制内保障，并进一步掌握架空共和国政府的权力，共和国政府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元首对全国的控制则是采取了传统的庄园管理模式，是一种处理私人财产的方式，但元首对地方的控制的前提是能够控制其派在各地的个人代表，一旦这种控制无力，内战随之而来。
元首制的稳定运行依赖于元首对三种关系的处理，即元首与军队、元首与元老及其所组成的共和国政府、元首与骑士。每一组自身在元首制建立之初起都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元首对军队的控制在于军队对自身的认同、个人对军队的管理以及对军队利益的授予，但这三件事的发展对元首和国家又是削弱作用；元首通过缩小可以出任元首的元老的人数和政治、军事权力来减少潜在的竞争者，却导致继任元首缺乏政治经验和军队认同，后患无穷；元首依赖骑士，但元首制自身的个人关系属性又使元首缺乏对骑士的有效控制，最后骑士力量壮大，进一步激化矛盾。除哈德良收效不大的修补尝试外，没有元首试图对这些矛盾进行处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矛盾越来越严重，在大混乱爆发前，周期性的通货膨胀和内战成为元首制的主要特征。自身矛盾逐渐变为自我毁灭机制，全面混乱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封建制其实说起来就要长篇大论了。。。制度史是我比较感兴趣的话题了，但是这会是没法说的很详细咯。。。现代政治制度个人认为有两个源头，一个是文艺复兴时期复兴起来的君士坦丁体制（君主专制，这个在西方是戴君迪的首创）+中世纪的三级会议，前者是依法治国，后者是代议制。严格说起来君主专制的表述并不准确，君士坦丁体制的根本是以文官为主导的强大的中央政府和有序的地方管理体系，至于有没有这个君主并不是重点，代议制就恰恰是把君士坦丁体制中君主的地位给取代了，但是文官系统与治理体系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近代政治理论能够建立起来，正是因为古人跌了那么多跟头，虽然从实践来看，近现代政治体制和君士坦丁体制更为类似，操作层面则继承了中世纪的东西，但不得不说君士坦丁改革对罗马帝国来说太晚了。封建制和元首制最简单的一个区分就是，封建制是体制内的化家为国，是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的，元首制是体制外的化家为国，是建立在利益和力量压制基础上的。“朕即国家”其实路易十四也就是说说，在西方从来没有实现过，戴君迪建立起来的文艺复兴时期复兴的那一套所谓的“君主专制”体制其实和东方的家国模式非常不一样。其实我最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有足够的保障监督手段，人的素质也足够高，封建制也未尝不是个好制度。
补遗：
原文主要是从纵向治理体系角度谈了元首制的运作机制，现在从横向治理体系角度做一个简单补充。
在戴克里先着手改革罗马国家的治理体系之前，罗马共和国横向治理体系最贴切的表述为它是一个殖民帝国。它的国家组织和17-20世纪的那些殖民帝国并没有什么不同，反倒和君士坦丁改革之后的帝国有着天壤之别。我们可以梳理一下，元首制罗马共和国与17-20世纪的殖民帝国在横向治理上至少有5处相同点：
1、元首制罗马的本土是意大利，意大利由中央政府——尽管这个中央政府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缺乏足够的组织度——直接管理，拥有着独立的行政区划和官员任免体系，并且享有无与伦比的政治地位，这与17-20世纪那些殖民帝国的母国是同样的。而君士坦丁改革之后“本土”的概念不复存在。
2、元首制罗马的各行省——无论公共行省还是元首行省——则是另一套管理体系，由中央政府派出的代表全权统治，这与17-20世纪的那些殖民帝国的做法也是如出一辙的。而君士坦丁改革之后，除首都外，所有地区的地方管理系统是一致的，也不存在政治地位的高低差异。
3、元首制罗马的意大利的所有本地自由居民都是公民，他们的地位也比行省居民高，行省的居民绝大部分都不是公民，少数公民要么是来自意大利的移民，要么是地方上的实力人物获得了公民权，而行省的公民相比意大利的公民，其政治地位也是要略低的，这与17-20世纪的那些殖民帝国的做法也是一致的，这些殖民帝国的海外公民地位也同样不及本土公民，如西班牙帝国将殖民地出生的西班牙人（“克里奥尔人”）排除在殖民地教会与官僚队伍之外，殖民地由本土出生的西班牙人统治；法国将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称为“黑脚”，并在政治和社会上受到歧视；英国殖民地公民在税负等方面均与本土公民不同，等等。而君士坦丁改革之后，所有罗马公民（此前在卡拉卡拉统治时期所有自由民都获得了公民权，但并不代表意大利和行省的公民地位关系发生了变化）的政治地位都平等了，不再有差别，这也导致了地中海周边的居民都真正开始认同“罗马人”的身份。
4、我们通常会注意到罗马行省分为公共行省和元首行省，而17-20世纪的殖民帝国也会对殖民地进行类似的分类，如英国殖民地分为“英王殖民地”和“业主殖民地”，它们的责任主体不同，但它们与本土的关系却是一致的。而君士坦丁改革之后，虽然行省总督的官职会有差别，但行省之间的地位并无差别，也更不会影响到其居民。
5、虽然存在着对行省公民和自由民的歧视，但是在对行省的统治中，虽然总督通常是来自意大利的罗马公民（或少数来自行省的公民），他们有几位公民顾问，但他们对地方的统治是由大量当地实力人物来进行的，包括包税人、各地的管理机构（它们有的是城邦，如希腊诸城邦；有的是部落，如高卢和不列颠；有的甚至是王国，如帕尔米拉，有着自己的国王）、神职人员等，甚至军队也吸纳大量行省人参军，起先是从其他行省招募，后来干脆从本省招募。如果我们联系一下英帝国，就会发现它们惊人的相似，虽然总督是英国人，有几位英国顾问，但地方管理中保留了大量本地人，甚至国王（如印度的土邦），军队中殖民地人也越来越多，殖民帝国的维系依赖于殖民母国统治者与当地实力人物的合作。
因此，元首制罗马是一个以意大利为本土的殖民帝国，与君士坦丁改革之后的单一制帝国是存在着天壤之别的。
三
“希腊”是个泛东地中海概念，并非通俗的“雅典”、“斯巴达”，或者“米利都”等古代城邦。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马派史学家们所说的拜占庭科学发展的停滞是不成立的，是典型的马派史学先立论后歪曲证明的表现。
1、希腊-罗马文明与古典希腊文明和希腊化文明的差异简述
从罗马征服希腊诸国到君士坦丁大帝改革之前，融合中的希腊-罗马文明和古典希腊文明和希腊化文明存在一些差别，但这些差别并不是根本性的，一方面表现为思想层面的发展相对停滞，比如哲学，另一方面表现为实用科学的巨大发展，罗马人在工程学领域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也是之前的希腊文明无法比拟的，而工程学领域的发展在拜占庭时期将达到另一个高峰，建筑学上出现超大跨度建筑及相应的帆拱、轻质砖制造、强效粘合剂技术、砌砖技术、简单金属建筑构建技术等等，军事建筑和防御工事建筑也得到显著发展；航海和造船领域大型船只建造技术完善、斜帆技术等相继出现，甚至出现了第一部航海法（罗德岛航海法）以规范航海和海上贸易行为；军事技术上，更优质的锁甲和鳞甲制造技术、武器制造技术、包括抛石机在内的军事机械技术、希腊火等相继出现；农业技术上，风磨等一系列技术出现和推广，也掌握了丝绸制造技术。文明的发展在不同的时期侧重点是不一样的，需要务虚，也需要务实，古典时代在务虚层面获得了巨大成果，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则更偏重务实，因为务虚的东西往往是作为工具存在的，在工具尚且够用的时候，正常情况下是没有进一步改良的必要的。
2、哲学的停滞
至于说为什么哲学发展会停滞，要知道，古典希腊哲学的两大基础是城邦政治和认知自然，在希腊化时代，城邦政治就在衰落了，这一时期的哲学的这个方面就已经衰落了，汤因比提到，200BC之后，哲学就沦为“知识分子的玩具”了，而哲学关于认知自然的部分在罗马时代又和工程学结合在了一起，与哲学分离，失去了发展土壤，哲学自然就衰落了。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哲学在3-7世纪曾经复兴过，这次复兴则是和基督教的兴起密不可分的。早期教父，如奥利金等，将希腊哲学的思辨方法引入基督教，普罗提诺等新柏拉图主义大师对至高力量的探讨又最终导向了基督教的上帝，在君士坦丁大帝撤销对基督教的压制之后，基督教神学飞速发展，而支撑基督教神学发展的，就是希腊哲学，如果你了解一下4-6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争论，其实就是古典时代哲学派系间争论的复活，基督教神学的术语也大部分是希腊哲学的术语，无论是希腊教父还是拉丁教父，他们的作品从希腊哲学的角度来看都是上乘之作。而伴随基督教神学兴起复兴的希腊哲学在5-6世纪也结出了世俗哲学的硕果，如最伟大的用拉丁语写作的哲学家波埃修斯（他的著作《哲学的慰藉》）；而亚历山大港则成了巨大的繁荣的哲学中心，有无数哲学学校；君士坦丁堡大学也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基地；雅典则产生了抵制基督教的哲学学院（雅典学院的复兴），但是这一部分哲学家过分沉迷于神秘主义，更热衷于通灵、诸神附体等，如最著名的以弗所的马克西姆斯，安德斯沃斯指出他是当时公认的骗子。雅典学院被查士丁尼关闭通常被国内学者认为是对希腊哲学的一次重要打击，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查士丁尼是基于治安考虑，而不是单纯的宗教因素，如果他要打击希腊哲学，为什么不拿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大学下手。这一哲学繁荣时期因基督教神学的发展完善和阿拉伯人的入侵而中断，但是在整个拜占庭历史中，哲学研究始终存在，在西欧也在克吕尼运动之后以经院哲学的形式继续存在。对于这个问题感兴趣，可以看看奥唐奈的《新罗马帝国衰亡史》，配因特的《西欧中世纪史》等著作。
3、艺术的发展
在艺术领域，可以认为元首制时期的罗马是一个停滞的时期，追求大与繁复是这一时期的特点，而在美学上停滞。雕塑满足于复制之前的作品，除了皇帝的雕像是原创；建筑形式虽然发生了很多发展，但也主要是归功于建筑材料和工程学的发展，在美学上毫无进步；绘画和镶嵌画艺术也基本停留在对希腊时代作品的仿造上。
但是到了4世纪之后就发生了变化。首先，雕塑发生了分支，东部的雕塑衰落了（这里是根正苗红的希腊人），西部的雕塑则走向了完全的写实主义，不再像古典时代那样追求美，而是追求绝对的写实，今天西欧的很多教堂都保留着这些雕塑。其次，建筑艺术发生了飞跃性的发展，新的建筑美学产生，集中式建筑出现（杰出代表索菲亚大教堂），人们从追求横向的和谐转向了追求纵向和横向的共同和谐，从追求建筑外立面的美转向了追求建筑内部的美，由建筑功能服从于建筑形式转向了探讨建筑形式与建筑功能的协调。绘画和镶嵌画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人们不再仿造古代的作品，而是在古希腊作品的基础上，世俗题材的作品更加生动更加传神（感兴趣可以看看我整理的一些http://tieba.baidu.com/p/2784049256），宗教题材严肃肃穆高不可及，都是很精彩的飞跃。对于这一问题感兴趣可以看看李格尔的《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以及中国建工出版社引进的建筑史系列，如《希腊建筑》、《罗马建筑》、《拜占庭建筑》等
4、科学的发展
数学方面，且不说阿拉伯入侵之前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的数学研究非常兴盛（当时做算术题甚至是一项很流行的活动），迪奥非鲁斯重振君士坦丁堡大学之后，数学家利奥就是当时的校长，他带领学生把散布在各地的希腊数学著作全部集中起来，做了集中的梳理和比对，对相互矛盾的地方进行验证。哈里发马蒙重金聘请数学家利奥去巴格达讲学，皇帝不放人，只是买了些抄本回去，这才慢慢有了“阿拉伯数学的伟大成就”。在这之后的普赛罗斯、普拉桑等一批百科全书式学者都对数学有所涉猎。
天文学和地理学方面，且不说对地球是圆的这个在拜占庭社会一直是个常识性理解，以及天文观察活动都在继续，拜占庭对古代地理学理论研究的实践性突破是非常多的，地图学取得突破进展，400年的一份古地图就已经将东地中海描绘的非常清晰（相比阿拉伯的地图到16世纪还相当写意啊）。包括星盘在内的一系列仪器被运用在航海中，也因为这些仪器的使用，使得地中海内的跨海直航成为常态，船只规模和强度也比古代有非常大的进步。
医学方面，这还用说么，最早的系统的民用医院就出现在4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到7世纪以后，几乎每个大一点的修道院都有医院，而且男医生女医生男护士女护士都是分开的，甚至出现了内科外科妇科的区分。医学研究方面，狄奥多西二世时君士坦丁堡大学就设立了医学教授席位，欧利修巴斯的《诊断学》，保罗的《妇科学》、《毒物学》、《处方》，西蒙的《食物》、《保健手册》都是非常著名的医学著作，而对于公共卫生的管理（政府组织的垃圾清运队和完善的给排水等公共卫生设施）更是不知道比阿拉伯世界先进多少，别忘了，君士坦丁堡的自来水可是通到每栋建筑里的，伊斯兰世界直到20世纪还在喝着井水或河水。
要说哲学嘛，数学家利奥本身就是个哲学家，普赛罗斯就更不用说了，普拉桑这位文艺复兴小王子更是了不得，至于神学（基督教神学本身也是一种哲学思辨）你要不认也就算了，但别忘了，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在内的近现代哲学可是从基督教神学里面吸收了不知道多少东西哦。
工程学更是成就斐然（你要说工程学不是科学，那我只能说“碉堡了”），4世纪的神奇酒杯是当时玻璃制造业水平的一个缩影？水磨和风磨的完善与普及这可没法忽视。建筑学的进步和成就更远非阿拉伯世界能比，帆拱的应用，柱式的改良，榫卯结构和辅助加固构建的使用，透明玻璃窗的完善和大规模使用，砖烧制技术的改良（甚至可以造出”可以浮在水面的砖“），建筑粘合剂的发展等等，就不说集中式建筑等美学领域的东西了，阿拉伯人可是一直在拙劣的模仿着帝国的一举一动的，马蒙就曾派间谍去君士坦丁堡记下牛狮宫的造型，然后在巴格达仿建，安达卢西亚的阿卜杜拉赫曼三世在建造宰海拉宫的时候就大量从拜占庭进口建筑构件，甚至请拜占庭的建筑师去主持建设。伊斯兰建筑直到奥斯曼时代才取得重大发展，以建筑师锡南为首，全盘接受拜占庭风格（参见蓝色清真寺），伊斯兰建筑才有了和欧洲叫板的资格。（可能会有人说沃马亚清真寺，咳咳，那玩意是拜占庭希腊人设计的，而且是仿造的澡堂）造船的进步也是显著的，君士坦斯二世下令改进船型，长50米的快船（dromon）成为拜占庭海军的标配，这么大规模的船只却能保持灵活，无论对古代还是当时（直到威尼斯人改进）都是无可匹敌的。而至于斜帆技术的发明与使用，划桨技术的优化，以及前面提到的对各种天文学仪器的应用，都是了不起的成就。
5、小结
可见，“拜占庭科学发展停滞”这一学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经不起事实的推敲的。当然，本文只能列举出很小的一部分成就，因为如果要深究起来，这是可以写出一大本书来的问题。
应该说，任何文明，任何时期在其历史中，都会取得这样或那样的成就，世界是向前发展的，某些方面或许停滞或倒退了，但并不代表着所有方面都停滞或倒退，人类的全局性发展停滞或倒退至今还没有出现过（如果未来爆发全面核战争倒是有可能）。我们应该在全面了解的前提下，做出一个客观的整理，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或需要，去肆意歪曲事实。不要去无聊的对比，以证明谁比谁优越，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一个是文艺复兴时期一批德国学者为了证明自己的罗马帝国是正统而抹黑拜占庭，一个是启蒙时代历史发明家的目的性创造，现在基本上已经推翻了。
拜占庭人自己意识到被西欧超越了是十四世纪，提到当时西欧开始有水力加工木材之类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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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的学术地位其实在希腊化时代就没了，话说，和希腊化时代熠熠生辉的亚历山大、帕加马相比，雅典出了啥。。。事实上雅典在希腊化时代及之后一直在衰落中，不管是社会经济还是文化，你看圣经里都没有“雅典书”，可见当时雅典地位是相当低的。哈德良因个人偏爱而在雅典大兴土木，也没能拯救这座城市。可以说雅典是当时治安最差的城市，那些所谓的哲学家和学生们就是一群暴徒，成天在城市里作乱，而当哥特人围攻雅典的时候，他们又都躲了起来，当时没有任何一个有意义的文章或书籍出自雅典，相比之下亚历山大和君堡，甚至安条克，都是文化活动昌盛，无论是神学还是世俗哲学，还是包括法学在内的其他学科。
应该说崇古思想是有的，尤其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两次高峰，其实都是在托古改制借古讽今，进入19世纪之后这股热情就消散了，20世纪彻底打破了“黑暗中世纪”的说法，但是苏联和国内的史学研究方法已经被苏联马派严重扭曲，而且掺入了过多的政治人为因素，所以拒绝跟上脚步。
波斯是希腊人起的名字，源于波斯人的老家帕尔斯（pars），也是波斯部落最早的名字，帕尔斯在中世纪波斯语中演变为法尔斯（fars），并成为一个单纯的地理名称，沿用至今。希腊人最早根据pars称呼他们为persis，也就是persia，波斯。
萨珊王朝开始波斯人自称eran，伊朗人，而拜占庭并不称呼他们为波斯，而是称呼他们为米底media
萨珊波斯自称伊朗·沙赫尔——Iran Shah
“国号”是一个很晚近的概念了，希腊城邦的正式名称都是“xx人”，塞琉古帝国的国号也不过是“大塞琉西亚”，SPQR也是“罗马市民和元老院”，是对一个人群的称呼，而不是对一个国土的称呼，最早的正式的国号大概就是罗马帝国了imperium romanum/basileia romaion
威尼斯：因为威尼斯长期处于拜占庭统治之下，所以它的选举制度很特别，687年开始威尼斯设置总督，成为拉文纳总督区治下的公国（总督和公爵是同一个词，doge=doux），总督为拉文纳总督任命。751年拉文那总督区完蛋之后威尼斯总督即改由自行任命，皇帝授权（基本上是过场，皇帝很少干涉），1032年之前总督选举方式和拜拜皇帝选举一样，大议会推举，各方承认即当选。1032年改为在大议会内部的复杂选举，先由大议会选出30 人，这30人再从中选出9人，这9人再挑选不包括他们的40人，这40 人再投票选出 25 人，这25 人再投票从中选出 9人，这9人再选出45人，这45 人再抽签选出 11 人，这11人再选出41个人，他们就是投票人。投票人选出总督候选人，然后总督候选人答辩，最后41人再投票选出总督。复杂的制度以克制舞弊和恶意打击政敌
热那亚和比萨：典型的中世纪城邦，有一个市议会，市议员们通常都是城里有头有脸的工商业主，他们选举执政官。大部分中世纪自治市都是这么运作的。热那亚和比萨是年届制，只有威尼斯是终身制。
奥古斯都之后诸帝都只是称为第一公民，或者imperator之类的称呼，帝国的正式称呼是罗马共和国，那么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何时正式称自己为皇帝?
元首制时代，奥古斯都只是荣誉头衔，其本身没有附带的权力，第一公民只是奥古斯都为了避免人们反感他的独裁做的姿态。元首的权力法理上是来自他兼任的杂七杂八的职务，如大元帅imperator（军队最高指挥官），执政官（最高行政长官），监察官（最高监察权和道德谴责权力），大祭司（最高宗教长官），以及最重要的终身保民官（这意味着他的人身神圣不可侵犯，且具有无限的否决权）。而习惯上则是元首作为军队之首，在军队的支持下成为类似庄园主的独裁者，以庄园主管理庄园的模式管理罗马共和国，而以上那些官职只是他通常兼任的，他还会选取一些其他的官职自己来做，只要他愿意。
戴克里先并没有改变这一体制，唯一的差别是他被非正式的称作Dominus，原意是主人，但是这并非正式职务或头衔，他也没有改变传统的国家治理方式，只是将所有人的辖区都缩小了并建立了一套更高效的税收制度——行省缩小了，皇帝的辖区也缩小了，出现了介于行省和皇帝行政区以更好收税。
君士坦丁大帝开始，对政府组织的彻底改革开始，Dominus/Basileus成为正式职务，相应的大元帅、监察官、终身保民官职务被废除，因为它们的权力被吸收进了新设的皇帝职务中，执政官成为礼仪性的职务（其实之前但凡不是元首兼任的执政官也都是礼仪性的），大祭司仍有皇帝兼任（狄奥多西大帝起不再兼任，改由五大牧首担任）。文武两套班子分离，文职方面在中央设置大臣（scholae silentarii）及各种辅助职务，在地方形成禁卫军长官-行政长官-省督的三级体系；军事方面在中央设置骑兵和步兵长官，在地方形成伯爵统帅野战军，公爵统帅边防军，乎不统属的军事管理和响应机制。并且设立新的元老院，其成员是不世袭的高官（包括已经退休的）。后来这一制度遭到尤里安的破坏，并在狄奥多西大帝时重建和进一步完善。
SPQR的称呼也在君士坦丁大帝时“消失”（因为他没有正式下令取消），对国家的称呼变为IMPERIVM ROMANVM/Basileia Romaion，这一称呼沿用到帝国灭亡。
军区制度我觉得客观上加剧了帝国的分裂，使小封建主掣肘皇帝，那为什么这个制度又可以帮助帝国抵挡住阿拉伯?
军区制并未“加剧”帝国分裂（帝国并未分裂，不知道这个“加剧”之来源？），它的特征是军政合署，在君士坦丁大帝时被小心翼翼分开的文武两班在地方管理中又合并了，而中央层面上依然保持着军政分离，军区的相关行政和军事事务依然保持双头领导（即同时受最高地方长官和中央长官的领导），这让军区将军能够调动更多的资源——现在他既能调动军队，又能调动军队物资（而在君士坦丁改革后，这两样是分开的），这使得军区在面对入侵时更加灵活，当然发动叛乱也更加方便，而在4-7世纪类似的军事叛乱寥寥无几。至于到8世纪开始各路军事权贵形成，也是正常的，毕竟累世军功封赏不断，兔死狗烹也不是什么好做法（尤其在拜占庭那种法治社会），帝国政治也在做自洽，马其顿王朝在瓦西里二世之前就已经差不多是由皇帝、军事权贵代表的地方势力、中央文官政府组成的共和国，后两者互相掣肘而皇帝居中协调，直到瓦西里二世打破这一平衡，他大肆诛杀迫害累世军功的旧权贵，扶持他的亲信侵吞土地财富成为新权贵，最终在他死后势不两立的三大集团开始火并，帝国走向分崩离析。
尤利安的评价充分的反映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
尤利安是世界史上为数不多的 基督教 叛教君主（他生下之后就受洗了），毫无疑问他也是这些叛教者中影响最大的，因为他一度统治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至少是之一），而叛教者的下场是地狱。我强调这个前提，是因为关于尤利安的记录一般都是通过基督教的作者辗转流传过来的，所以…….想要把他黑出翔是非常容易的，在启蒙运动之前，西欧对他的评价显然是一边倒的批判。然后…..到了启蒙运动时期，出于对基督教控制思想的反感，学者们开始推崇古希腊古罗马的多神教文明，贬低黑暗的中世纪，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尤利安在近1500年之后遇到了吉本这样的“知音”——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主题就是基督教导致罗马的衰亡，所以……尤利安一下子就变成了希腊传统中的“哲人王”（他确实以哲学家自居），同时也是顽强对抗基督教洗脑的 悲剧英雄，至少到20世纪上半叶，通俗史学读物里的尤利安都转换成了非常正面的形象，比如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到了当代，由于基督教基本上对思想文化界不再有束缚力了，学者们才能更加公正的评价罗马帝国的转型和基督教的崛起，也才能够较为公正的评价当时的帝王。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很多更重要的历史人物身上，比如…..查士丁尼一世，对于喜欢吵架的历史小白，查士丁尼实在是个好靶子，尤其是有人专门挖掘他的黑材料（普罗柯比的《秘史》），结果在通俗的读物里面，大帝就成了这个形象：
“五二七年，弗雷维厄斯·阿尼西厄斯·查士丁尼成为东罗马的统治者。
这个塞尔维亚的农夫对书本知识一窍不通。正是出于他的命令，古雅典的哲学学派才被最后压抑下去。也正是他关闭了唯一的一座埃及寺庙，这座庙宇自从信仰新基督教的僧人侵入尼罗河谷之后己有数百年香火了。
庙宇座落在一个叫菲莱的小岛上，离尼罗河的第一个大瀑布不远，从人类的记忆所及之时起，这儿就是朝拜爱西斯的圣地，不知是什么原因，非洲、希腊和罗马诸神早已悲惨地销声匿迹了，只有这个女神还灵光不灭。直到六世纪，这里一直是理解古老神圣的象形文字的唯一场所，为数不多的教士继续从事着在其它地方早已被忘却的工作。
而现在，随着一个被称为“皇帝陛下”的文盲农夫的命令，庙宇和毗邻的学校变成了国家的财产，神像和塑像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里，教士和象形字书法家被投入监牢。等最后一个人由于饥寒交迫死去以后，具有悠久传统的象形文字工艺便成为绝代失传的艺术。
真可惜啊。
假如查士丁尼（该死的家伙）稍缓斩草除根，把几名老象形文字专家抢救到类似“挪亚方舟”的安全地方，那会使历史学家的工作容易得多。我们虽然能再次拼写出古怪的埃及词汇（这全靠商博良的天才），却仍然理解不了他们传给后代的内在含义。以上文字出于房龙的《宽容》（还是第一篇），反对的人可以说这书本来就不是史书，但不可否认的是房龙作为通俗作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宽容》这本书的汉语读者是非常大的。但是就这一段而言，作者自己倒是应该反思一下什么是“宽容”的态度，不论查士丁尼一世的政策如何，他都不是什么“对书本知识一窍不通的塞尔维亚农夫”，而是当时公认的博学多才的君主
我朝的官方史书秉承苏联的传统，于是“查士丁尼下令在意大利恢复奴隶制制度和旧日罗马的地方行政机关，让过去的奴隶主重新上台。他们对奴隶和隶农反攻倒算，夺回土地,搜查隶农和奴隶。使那些已经获得自由的人全都陷入沦为奴隶的困境。帝国政府还在意大利竭力搜刮民财，滥征苛捐杂税，使得居民不禁怀念起蛮族统治时期的处境。 …….查士丁尼死后。帝国在西方的领地相继丧失。568年,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被伦巴德人侵占。隔了10多年，拜占廷在西班牙的领地被西哥特人收复。查士丁尼恢复奴隶制罗马帝国的反动政策终于彻底破产”。所以……面对完全相反的评价，“兼听则明 偏信则暗”的基本态度才是最关键的，否则很容易被人忽悠了。
类似的争论在日本人评价德川家康（从神君、到朝敌、到导致日本锁国落后的罪魁、到忍辱负重崛起的英雄每隔一段时间评价就会一变）、最近网络争论袁崇焕 等很多案例上都出现，我偶尔也会看看这些争吵，然后对历史的认识就更深了一层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